1973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的心愿为何落空?

2016-08-30 08:15 人民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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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

 

毛泽东与邓小平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秦九凤,原题为:1973年毛泽东稳定中国政局的愿望为何落空?节选

据相关资料记载,1973年初,毛泽东决定重新启用“文革”中已被打倒的邓小平之后,曾随手写下了“三多一少”这四个字,并向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周恩来应多休息,邓小平应多工作,王洪文应多学习,江青应少说话。可以说,这“三多一少”也是当年毛泽东为稳定中国政局的最大心愿。

然而,历史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即使是毛泽东这样伟大的战略家也是如此,因为他所期望的“三多一少”这四个人中一个也没有做到。所不同的是,前两位是无法做到,后两位却是不愿做到。

周恩来无法休息

周恩来是在1972年初的一次常规尿检中被发现有癌细胞从而被确诊为膀胱癌的。据医疗专家介绍,这种病是比较能医治和好控制的,只是在过度劳累的情况下容易复发。然而,林彪事件后,大量党和国家的繁杂工作,国务活动和军事战备,“文革”中的无理纠缠等等一股脑儿地压到周恩来的肩上,他哪能不劳累呢?

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高龄老人,在病魔和繁重工作的双重夹击下,周恩来的病情自然会不断加重。邓小平复出以后,周恩来当然比谁都高兴:他清楚邓小平的才干,他更了解邓小平的施政方略。因此,周恩来在一次接见外宾的时候曾说:“现在,副总理(指邓小平)已全面负起责任来了,我的主要任务是休息。”

可是,树欲静而风不止。毛泽东、周恩来期望的休息实际上周恩来是无法实现的。

一是“四人帮”早就把周恩来视为他们夺权的最大障碍。林彪事件后,以江青为代表的“四人帮”满以为是他们在中国政坛上登顶夺权的最佳时机,没想到毛泽东在周恩来的支持下把邓小平从江西召回来担任副总理,而且很快便安排了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以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职务。明眼人一见就知,对邓小平的这一安排是毛泽东百年之后的影子格局。江青等人对这样的安排真可谓是恨之入骨,他们对毛泽东无可奈何,而周恩来、邓小平却是他们发泄怨恨的对象,也是他们要打倒的对象。于是,“风庆轮事件”、“蜗牛事件”,外交部“153号简报事件”等等一个接着一个。“四人帮”的目标很明确,利用这些所谓问题整倒周恩来,即使整不倒,也要把他累倒、折磨倒。在中美“乒乓外交”时,周恩来要代表中国政府与美国的基辛格谈判。在谈判中,周恩来出于礼节的需要,无法考虑那些无所谓的细节。“四人帮”却听到风就是雨,无限上纲地向毛泽东打小报告,告黑状,于是,中美会谈中,周恩来犯了投降主义的大帽子就戴到了他的头上。这样,也就引发了毛泽东对周恩来的不满。于是,“四人帮”便在毛泽东的支持下于1973年年底至1974年年初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展对周恩来的批判。这次批判整整持续了两个多星期。

“四人帮”批判周恩来在对美谈判中犯了投降主义错误之后,毛泽东在一次评《水浒传》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宋江接受朝廷招安,搞投降,做反面教材”。于是,文痞姚文元立即借题发挥,将毛泽东的话批发全国,在全国展开评《水浒》批宋江、批投降主义的运动。以致周恩来在一次进入手术室前,还大声疾呼:“我是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四人帮”还利用在林彪的住处发现有许多孔子言论,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他们也把“孔”影射为周恩来:周恩来读过孔子的书,孔子做过鲁国的宰相,宰相就相当于现在的总理。

后来,光影射周恩来还觉得不过瘾,江青、张春桥等干脆在全国掀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的狂潮。

周恩来,一位年逾古稀的重症病人,他要维持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他要和“四人帮”周旋,他要支持邓小平工作,许多事还要灵活掌握毛泽东的意图。他还怎么休息呢?

到了1974年11月下旬,四届人大即将召开。原先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周恩来已经三四次准备四届人大政府工作报告,结果都被迫流产。这时,毛泽东提出“以安定团结为好”,一再耽搁的四届人大还是被提上了国家议事日程。这又是“四人帮”企图上台掌权的最好机会,他们是万万不能放过的。“四人帮”的目的是江青在毛泽东百年之后任党中央主席,王洪文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以便在88岁高龄的朱德谢世后取而代之,让张春桥当国务院总理。在这样一个险恶的政治背景下,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等一大批党内健康力量当然不能袖手旁观。叶剑英首先考虑到,关于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只有请周恩来出山到长沙去和在那里的毛泽东当面商谈才能定夺,或者更准确点说,才能挫败“四人帮”以他们为主的组阁阴谋。因为只有周恩来才最了解毛泽东,也最能领会毛泽东的意图。但是,周恩来的病势已经很沉重,他还能不能离开医院远行呢?叶剑英通过和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张佐良联系和了解,最后仍然忍痛让周恩来乘专机飞一趟长沙。与以往不同的是,过去只带随行人员外出的周恩来这次还带了协和医院心脏内科专家方圻教授和秘尿科主任吴德诚教授以及他自己的保健医生张佐良、保健护士许奉生等人。连氧气瓶等一些急救器械及药品也捎带上了飞机。叶剑英还当面交代周恩来的随行医护人员:“一定要让总理安全地返回北京。”可见当时周恩来的病势已经严重到何等程度!但是,他为了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仍然把自己的生命安危置之度外,义无反顾地最后一次乘上飞机飞赴长沙。

据相关资料记载,仅从1974年1月到周恩来住院的6月1日这5个月时间内,周恩来除了几次病重不得不卧床之外,其工作时间达139天。每天工作12—14个小时的有9天,工作14—18个小时的有74天,工作超过18个小时的有38天,工作24小时的有5天,还有一次他整整连续工作了30多个小时不得休息。

是啊,在那样一个全国都乱的非常时期,周恩来哪能安安稳稳地休息养病呢?

邓小平不好工作

林彪事件发生后,毛泽东就大病了一场:因为这一突如其来的打击对他来说就等于从理论到实践都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失败。这时,已年近八旬的毛泽东不得不考虑自己身后由谁来治理中国这么一个大的国家:周恩来重病缠身,王洪文资历太浅,其他在中央高层工作的人员中当时似乎还没有进入毛泽东选择接班人的视野。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国运维艰时想到了已经“流放”到江西的“开国重臣”邓小平。

据毛泽东的俄文翻译师哲回忆,早在1957年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时,当赫鲁晓夫问他:“毛泽东同志,我们苏联在斯大林去世后,新的领导人已经平稳的接了班,你今年已经是60多岁的人了,不知道你的接班人考虑好了没有?”毛泽东当即回答说:“这个问题我们早就解决了。”赫鲁晓夫就问:“你身后是谁?”“是刘少奇。”“刘少奇之后呢?”“是邓小平。”“邓小平之后呢?”“那我就不管了。”毛泽东说罢哈哈大笑。

这一历史事实说明早在1957年,毛泽东就已十分器重邓小平的政治魄力和治国才干了。因此,他在1972年初的陈毅追悼会上就透出风来说:“邓小平与刘少奇是有区别的,是人民内部矛盾。”在场的周恩来一听马上暗示陈毅夫人张茜把这一信息传出去,为邓小平复出造舆论。不久,邓小平就被毛泽东“请”了回来。他还一再说邓小平“绵里藏针,人才难得”,并希望他多做工作。

毛泽东在观察和考验了一段邓小平之后,决定对他委以重任,亲自提议让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就体现了毛泽东对未来中国政坛人事布局的展望:“文革”前邓小平就是副总理,现在恢复是在情理之中,他原来是中央总书记,是当时的七大常委之一,恢复他政治局委员也是很正常的。然而,邓小平战争年代虽有重大的军功,但建国以后他一直从事政府和党的工作,没担任过军事方面的实职。1955年我军第一次授衔时,他和周恩来等一道,连元帅衔都放弃了。这时的毛泽东却在恢复他的党政两方面职务的同时又在军事方面委以重任,让他党政军都管,这在当时的中央政治局成员内,是除周恩来之外的第二位。毛泽东的用意已是中央高层领导人中人人心知肚明的事了:对邓小平的安排是有着毛泽东、周恩来百年之后让邓小平挑大梁这一考虑的。

这就急坏了“四人帮”,也气煞了江青等野心家:林彪垮了,周恩来病重了,老家伙都被他们斗下去了,他们正要登上中国的最高政治舞台,可这半路里偏“杀”出邓小平这么一个“程咬金”来。于是,“文革”派们在恨、气、急之中,就加大了对邓小平工作的干扰和各方面的破坏。

首先是出席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的代表人选。本来,大外交家周恩来是最理想、最合适的人选。但当时他的病情已经沉重,无法出国了。在这种无奈的情况下,毛泽东提议邓小平率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去参加。这是毛泽东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策,也传达出一个重要信息。在周恩来重病之后,未来将由邓小平主持中国的对外事务。

 

江青对这样一个令她无法容忍的决定当然不能接受,便一再反对,还借口什么“安全问题”、“国内工作忙”进行阻挠。以至在周恩来主持的政治局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的这一提议后,江青仍不依不饶地扰闹。周恩来只好让王海容、唐闻生将会议情况直接报告毛泽东。在毛泽东动怒并严厉警告江青之后,江青才被迫同意。

不久,江青又抓住“风庆轮”事件纠缠不放,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有预谋地逼邓小平表态,叫嚷着要揪出“崇洋媚外”、“卖国”的“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小平只能愤而离开会场。这时,张春桥望着离去的邓小平背影,恶狠狠地说:“邓小平又跳出来了。”于是,当晚“四人帮”就聚集于钓鱼台17楼,江青说邓小平是反对文化大革命;张春桥说,邓小平这么做是与四届人大人事安排和军队总参谋长提名有关;王洪文则说邓小平对新生事物不满,对文化大革命不满;姚文元也在日记记下了“斗争形势突然地变化了!邓小平同志在昨天会议结束时站起来骂江青同志”,“已有庐山会议气息!”

“四人帮”这次密谋后,就让王洪文背着政治局其他成员飞长沙向在那里的毛泽东告状。结果是挨了批评又碰了一鼻子灰。

邓小平复出后,他要挽救我们这个国家:军队要整顿、铁路要整顿、教育要整顿。可每一项整顿都遭到了“四人帮”的干扰破坏。他们还以邓小平同意放映《创业》、《海霞》等电影攻击邓小平是“黑线回潮”。在第二次农业学大寨会议上,江青一再在邓小平讲话时冷言冷语插话说什么“评《水浒》不只是文艺评论,还有现实意义”。“宋江上了梁山,篡夺了领导权,把晁盖架空了”。邓小平女儿毛毛说,江青在这里是把邓小平比做宋江,笔者看来,江青是把周恩来、邓小平两人都比做宋江。周恩来进手术室前的“我不是投降派”那声拼尽力气的呼喊正是印证着他当时的心迹。在当时政治环境下,可以说周恩来是江青一伙的眼中钉,邓小平是江青一伙的肉中刺。只是由于有毛泽东的支持,有周恩来、叶剑英、李先念等老一辈革命家的健康力量的存在,江青一伙才无法扳倒邓小平。

不过,在当时特殊的“文革”岁月里,我们党和国家的整个命运安危均系于伟人毛泽东的一人之身。而毛泽东的晚年,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他对中央及身边人的信任都产生了怀疑,他曾一度让王海容、唐闻生专门为他传话,后来因为种种原因造成两人不愿为他传话。于是毛泽东便起用自己的亲侄儿毛远新作为他和政治局之间的联络员,成了晚年毛泽东最重要的一个“天子近臣”。而毛远新一到北京就和江青搞成了一伙。他秉承江青的旨意,向毛泽东汇报说邓小平上台后最终是要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这一下就触动了毛泽东的神经。因为他曾对自己的护士长吴君旭说过,“小吴啊,别人都喊我伟大领袖,其实我这一生也就做了两件事:一是带领全国人民打倒了蒋介石,二是发动全国人民搞了个文化大革命。对前一件事,全国人民反对的不多,对后一件事,全国人民赞成的不多”。现在自己殷殷期盼的邓小平上台后就要否定掉他做的两件事之一,这是他无论如何也不愿看到的,也是不能允许的。

然而,毛泽东毕竟是一位伟大的开国领袖,他在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人事安排上是不会草率行事的。他在一次由邓小平陪同他会见外宾后将邓小平留了下来,并明确交代邓小平说,由你主持一个政治局会议,把“文化大革命”的结论做一下,还是那句老话,“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令毛泽东失望的是,邓小平具有和他相同的性格: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是绝不让步的。他明确地回答毛泽东说,“文化大革命”的结论由我主持写这个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这样,毛泽东对邓小平彻底失望了,当场就对邓小平说,那别的事你就不要管了,就负责外交事务吧。

在那个年代里,毛泽东的话就是组织决定,邓小平哪还能工作呢?(《福建党史月刊》2011年第5期,原题为“1973年,毛泽东的“三多一少”为啥不能实现?”)

责任编辑人: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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