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认为冈村宁次有何“功” 助他逃脱战犯审判

核心提示：这时曹士澄再次起身，强硬地主张冈村无罪：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指挥，都是遵循着日本大本营的命令而行。在此期间，他不仅不曾下达虐杀的命令，而且曾经严令禁止滥杀无辜。冈村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中国人民，也没有人这样告发过他。不只如此，冈村在战后积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将武器转交给中共，在终战处理方面也颇有功劳，不是吗？“在政治上，也有应当判处冈村无罪的理由。”

冈村宁次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东方网，作者：佚名，原题：冈村宁次是如何逃脱战犯审判的？

冈村宁次（1884年5月15日——1966年9月2日），侵华日军战犯。先后就学于陆军士官学校、陆军大学。曾参加日俄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1917年在驻华武官处工作。1919年开始长期供职于陆军参谋本部，研究中国情报。百团大战后调任华北方面最高司令长官，指挥对八路军各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

野岛刚，作家，资深媒体人。已在中国出版过《两个故宫的离合》（2014），《谜一样的清明上河图》(2014)，《被误解的日本人》（2016）和《豆腐与威士忌》（2016）等书。本文摘录自其新作《最后的大队》，有删节。

“这是对日本的一大开导啊！”

日本正式向联合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是1945年8月10日。那天，日本国内完全没有和身为中国派遣军总司令的冈村进行任何联络。

第二天，也就是8月11日早上，冈村终于从陆军大臣阿南惟几那里得知了日本同意投降的消息。而正好在同一天，冈村也给阿南发出了电报，表明继续进行战争的决心：皇军700万将士以及大陆依然健在，派遣军百万精锐，斗魂亦越发奋起……在下确信，此刻正是不为敌之和平攻势以及国内之消极论所惑断然一搏，即令全军玉碎亦不足惜，朝向战争目的之完成勇猛迈进之际……冈村对周围的部下表示，在最坏的情况下，他将把陆海兵力集结于山东省东部，形成半独立的占领区域，等待母国最后的命运到来。就在此时，天皇同意投降的“玉音放送”内容传到了冈村这里：那是8月15日早晨的事。

日本母国同时也发报给冈村，向他传达了阿南大臣已经自尽身亡的消息。得知这个消息后，冈村对自己的命运想必也已有所觉悟了吧！只是，身为败军之将的他，还有一件令自己感觉沉重不堪，非得尽心竭力设法处理的未了之事，那就是：究竟该如何让分布在中国全境、共计230多万人的日军以及一般日籍人民，顺利回到日本？就在冈村走投无路、被灰暗的思绪缠绕时，忽然有一个宛若救世主般的人物，以极度冲击的形式出现在他的眼前——那个人，就是蒋介石。

就在15日的“玉音放送”之前，蒋介石在南京应为重庆，南京当时仍在日本扶植的汪伪政权手中。发表了这样的演说：要知道如果以暴行答复敌人从前的暴行，以侮辱答复他们从前错误的优越感，则冤冤相报，永无终止，决不是我们仁义之师的目的。这便是著名的蒋介石“以德报怨”演说。事实上，蒋介石在演说当中，并没有明确说出“以德报怨”四个字；这个词是后来针对这篇演说，将其中要点精简浓缩而成的。

参谋小笠原清将收听到的蒋介石演说抄成文字稿，送到冈村的面前。

当着小笠原的面，冈村默默地阅读了好一阵子。然后，他喃喃地开口说道：“这是对于日本的一大开导啊！”小笠原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冈村在说这句话时，对于蒋介石的度量所表现出的那种强烈感动。

“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的顺利推动”

在国民政府全面动员军舰、民间船只以及铁路等运输工具的情况下，日本军民的遣返任务，远比想象中更加顺利；当初原本预计整个任务大概需要3、4年，但实际上从战争结束开始仅仅用了10个月，到1946年夏天便几近大功告成。和被苏联拘禁在西伯利亚的日本人的凄惨状况相比，可以说有着天壤之别。

与此同时，国民政府国防部也安排手续将包括小林浅三郎总参谋长等旧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的大部分核心成员，透过上海遣返日本。

另外，以冈村为首，包括宫崎舜一中佐、小笠原清少佐，以及通译和军医等在内的14人仍然留在中国。这些残留人员借用了旧日本大使馆后方一间民宅的二楼，作为他们的住处兼工作场所。

这个残留下来的团队以南京联络班的身份，担负起为各地战犯安排法庭辩护、推动尚未归国者的遣返等相关工作。

只是，也有人清楚察觉到，“为了日本军民遣返任务顺利推动”这个借口，根本不足以作为国民政府不逮捕冈村的理由。因此，在国民政府内部，主张逮捕冈村的声音一直没有停歇。

根据台湾“国史馆”的资料显示，国民政府军队中的实力派——国防部长白崇禧，曾于1947年6月，向蒋介石提出了一份名为“关于冈村宁次的处理方案”的文件：冈村是侵略中国的魁首，同时也是被指定为战犯的人物，若是依法对他进行处置，对于国内舆论也可以产生宣传效果。我们可以用对他判处有罪，再以特赦加以减刑的方式，一方面表现守法的态度，同时也展现出中国式的宽大政策，可谓一举两得。

只是，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白崇禧的提案，冈村担任长官的“中国战区徒手官兵善后联络部”的解散也一路延到了年底。

时间迈入1947年，随着遣返任务告一段落，冈村所在的联络班也解散了，一直伴随在他身边的小笠原清等人，也都陆续返回了日本。就在这时，冈村因为罹患肺炎，身体状况严重恶化；获此消息，汤恩伯、曹士澄、陈凯昭等国民政府军人陆续前往探病，这令冈村相当感激。这些人自然都是曾在日本留学的军官。

同时，国民政府对于冈村的处置，也已经到了无法再继续拖延下去的地步。于是，同年秋天，冈村被关进了战犯监狱；不过，据说他在监狱里的待遇，却是非常之好。

冈村救援计划

国民政府中受蒋介石影响的知日派团体，在与时间赛跑的紧迫情势下，发动了“救援冈村”的计划。

现在有一份当时留下的盖着“极机密”印鉴的国民政府陆军便笺。标题是“处理冈村宁次政策之意见”。

这是1948年11月28日，国民政府国防部召开有关该如何处置冈村的会议。在这场会议中，除了代表国防部的曹士澄外，司法部、外交部、行政院军法局等单位，也都派出代表与会。

会议上，认为应判冈村有罪，特别是处死刑或是无期徒刑方为妥当的意见，占了绝大多数。可是，这时曹士澄再次起身，强硬地主张冈村无罪：冈村宁次在中国的作战指挥，都是遵循着日本大本营的命令而行。在此期间，他不仅不曾下达虐杀的命令，而且曾经严令禁止滥杀无辜。冈村并没有直接参与杀害中国人民，也没有人这样告发过他。不只如此，冈村在战后积极遵从中央政府的命令，不将武器转交给中共，在终战处理方面也颇有功劳，不是吗？“在政治上，也有应当判处冈村无罪的理由。”曹士澄接着又继续陈述：众所周知，冈村一向坚守反共立场，若是将他处以死刑，正好称了中共的意。相反，将他释放回日本，则是相当有利的决定；冈村必定会感于这份恩义，在日本继续坚持反共的立场，并且很有可能在将来的反共战争中，成为支持中国的一股力量。“经过这番陈述之后，出席者的意见便全部转变为支持冈村无罪”，在曹士澄的报告里，如此描述了当天的会议景象。

产生如此戏剧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恐怕就在“政治化”这一部分吧！毫无疑问，不论哪位与会者应该都能清楚察觉到，在这当中隐含着蒋介石以及国防部的意向。在处于战时状态的政府之中，假使有人胆敢做出“政治不正确”的判断，那么这个人的地位也就岌岌可危了。

会议曾经一度中断，接着再由担任战犯处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何应钦将军重新召开。在会上，曹士澄重申了自己的主张；在得到会场众人的赞同之后，何应钦宣布讨论结束，并指示曹士澄撰写正式的报告书。曹士澄当天就完成了这份报告，并将之呈给蒋介石裁决。

在上海战犯法庭负责审理冈村的，是一位名为石美瑜的法官。

石美瑜，1908年出生于福建，在司法考试中，他以第一名的成绩合格，因此得到了“福建才子”的称号。从年轻时代开始，他就以优秀的司法人才之姿，备受众人瞩目。在日军占领上海的时候，他脱离了法庭转入地下；在战争结束之后，他对那些被指认协助日军的中国人，也就是所谓的“汉奸”，进行了彻底而严格的审判。他因此声名鹊起，旋即被拔擢为上海战犯法庭的审判长。

以日本军的残虐行为为中心，石美瑜对酒井隆、谷寿夫、向井敏明、野田毅等人，陆续下达了包括死刑在内的严厉判决。因此，当石美瑜被任命为冈村一案的审判长时，当时的中国社会舆论普遍都认为他一定会做出相当严厉的判决。

然而，审判的结果却早已决定了。

对冈村的最终审判于1949年1月26日接近中午时分开始。为冈村辩护的共有三名中国律师。在法庭上，检方具体要求对冈村处以死刑。石：被告对于检察官的主张，有任何要提出的异议之处吗？

冈：辩护人请求庭上同意发言。

石：辩护人请发言。

钱龙生辩护人：辩论已经终结，我认为冈村宁次应获判无罪。

石：被告有什么想说的吗？

冈：对于本法庭的判决，我毫无异议地接受。对于因日本兵犯下的罪行而造成的众多中国国民物质以及精神上的损害，我在此深深地致上歉意。另外，对于因我的健康问题而导致的审判延迟，以及其他诸多困扰之处，也请容我在此一并致歉。

接下来是中午休庭，判决将在午后做出。这时，石美瑜将陆超、林健鹏、叶在增、张身坤4位法官叫到审判长室，取出了已经盖上国防部长徐永昌大印，写着“无罪”两字的判决书。我必须坦白告知各位，这起案件已经由高层决定了。我对此无能为力，大家现在就在这份判决书上签字吧。室内的空气一下子凝结了。石美瑜接着又继续说道：我很清楚大家的心情，因此也无法勉强各位。只是，在隔壁房间里，国防部派来的军法官已经在那边待命了。就算我们不署名，他们也会立刻接手整起案件，结果还是一样的——唯一不同的就只是，接下来我们会被全体带到警备司令部的地下室去而已。石美瑜讲到这里，所有的法官都默默地拿出笔，在判决书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

这不是“天之声”，而是……

再次开庭之后，石美瑜在法庭上宣布了最后的判决结果：被告冈村宁次，无罪。场内一片哗然，巨大的嘈杂声淹没了整个法庭。“被告虽然在民国三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就任中国派遣军司令官，但是包括长沙、徐州会战中日军的暴行，酒井隆在香港的暴行，以及松井石根、谷寿夫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暴行等，皆发生于被告就任之前，与被告并无关系。另外，被告在日本投降时遵从中央的命令，引导了百万日军放下武器投降。尽管被告在任期间，各地日军仍有些许暴行发生，但既然应负责任者都已受到处罚，那么显然被告并不需要被认定有连带关系。基于以上几点，我们认为被告并无违反战争法以及国际公法之处，故此应获判无罪。”

就这样，作为战犯被起诉的冈村，极端异常地获得了无罪判决。

大感意外的欧美各通讯社纷纷拍出紧急电报，法庭内一片骚乱，愤怒的旁听群众争相对审判长发出质问的声音。如前所述，正在和国民党进行内战的中国共产党已经将冈村列为在中国的“头号战犯”。听闻这个消息，他们更是愤怒不已，不只发表了责难的声明，还要求重审。中国内外的舆论，也是清一色的反对声。

尽管大家都认定，就算冈村在日本接受战犯审判，获判死刑的概率也不高，但是作为中日战争结束时日军在中国的最高负责人，他被问罪的可能性还是极高的。可是，这件事却被一手翻盘了，而造成这个结果的，并不是“天之声”，而是“蒋之声”。

至今在中国仍超有名的冈村

在中国，冈村至今仍然算是所谓的“超有名”人物。

不仅中国的历史教科书上记载着冈村的名字，就连我试着询问五六位认识的中国朋友，“你们知道冈村宁次这个人吗？”结果不分年龄，几乎所有被我问到的人都知道这个人。

2002年的时候，《朝日新闻》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曾经共同举办过一项民意调查，调查的内容是询问中国民众，“一提到日本人，你最先想到的会是谁？”结果冈村名列第10名。

调查结果的第一名是小泉纯一郎，第二名是田中角荣；在旧日本军人当中，冈村的知名度仅次于东条英机（第4名）和山本五十六（第5名）。另外，2006年中国的报纸《环球时报》刊载了一篇名为“对近代中国最有影响力的50位外国人”的报道；在这份名单中，冈村是入榜的6位日本人当中唯一的军人。报道以“指挥侵略战争，带给中国人民巨大的灾难”，严词抨击冈村的罪行。

冈村在中国大陆的知名度，远远高于他在母国日本的知名度，而对冈村的评价，在中日两国也可以说是完全的两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