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是谁？

核心提示：知道王茂荫的人并不多，但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

本文摘自：《羊城晚报》2016年12月01日第B04版，作者：刘绍义，原题：《徽州寻访王茂荫》

知道王茂荫的人并不多，但他是马克思《资本论》中唯一提到的中国人。《资本论》于1867年问世，在这本举世闻名的著作中，全世界有680多人榜上有名，王茂荫是其中之一。出于对王茂荫的敬重，我在同学姚君的陪同下，参观了王茂荫的旧居。

王茂荫，安徽歙县人，字椿年，号子怀。道光十二年（1832年）进士，曾任户部右侍郎兼管钱法堂事务，是清朝货币理论家、经济学家，后被吴晗誉为“清代货币改革家”。

从徽杭古道徽州段起点昱岭关，沿九曲十八弯的老徽杭公路西行40余里，就是王茂荫的故居、徽州东门重镇——杞梓里。由于杞梓里早已在外围兴建了新镇，所以那条穿村而过的近千米青石古街，尤显岁月沧桑。王茂荫出生的老宅，毁于太平军的战火，只有一口被柴草遮盖的古井，还在见证着岁月的流痕。与王茂荫故居一墙之隔的致远堂，大都还保留完好，房子主人、清华大学教授王经瑾，前两年斥资重修，让致远堂成为了杞梓里古镇上的一大亮点。

按下王茂荫故居的事暂且不提，我们再看看王茂荫为什么进入《资本论》，又是怎样进入《资本论》的。要说这些，还要从王茂荫在咸丰年间任户部右侍郎说起。

咸丰元年（1851年），王茂荫为给清政府筹措军费，曾上书《条议钞法折》，建议发行纸币。咸丰三年（1853年）又上《论行大钱折》，对肃顺等人提出的通货膨胀政策予以反击。咸丰四年（1854年），三上《再议钞法折》，主张原来的不兑现纸币改为兑换纸币。结果触怒咸丰皇帝，被调离户部。

这些奏折被当时俄国驻北京布道团的巴拉第收录在1857年出版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里。1858年，德国人卡尔·阿伯尔和弗·阿·梅克伦堡将巴拉第的《帝俄驻北京布道团人员论著集刊》翻译成德文出版，并更名为《帝俄驻北京公使馆关于中国的著述》。马克思正是看了这本书，注意到了王茂荫及其货币观点，并把这些写进了《资本论》。这就是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编号为83的附注里出现“王茂荫”三个字的原因。

在这个编号为83的附注中，马克思这样写道：“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主张暗将官票、宝钞改为可兑换的钞票。在1854年4月的大臣审议报告中，他受到了严厉的申斥。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不得而知……”当然这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译文，当时对“王茂荫”三个字的翻译也是一波三折。

我们知道，陈启修是第一个全卷翻译《资本论》的人。我之所以说是全卷，就是说在陈启修之前的1899年，蔡尔康曾经提到过《资本论》；1906年，朱执信也介绍过《资本论》；1920年费天觉还部分翻译过《资本论》。但他们都没有注意到“王茂荫”这个名字。直到1930年陈启修翻译《资本论》全卷时，才遇到“王茂荫”这个难题。

马克思原文中的“Wan—Mao—In”，被陈启修译成了“万卯寅”，当时日本高素之的日文译本将其翻译成了“王猛殷”或“王孟尹”。陈启修对“万卯寅”当然也不满意，便在下面写了一条说明：“我曾经托友人到清史馆查此人的原名，现在还无结果，这里姑译为‘万卯寅’，等将来查明时再改正罢。”

1936年，郭沫若读到了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并在清代编年史《东华续录》中发现了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右侍郎王茂荫奏：钞法未善，酌拟章程四条。并以兵民怨恨，自请严议。得旨：王茂荫身任卿贰，顾专为商人指使，且有不便于国而利于商者，亦周虑而附于条规内，何漠不关心国事，至如此乎？并自请严议，以谢天下。”于是，郭沫若认定“万卯寅”应该是“王茂荫”。从此“王茂荫”才真正出现在《资本论》里。

这样一个历史名人，他的故居当然不会这样苍凉。我们一行从杞梓里出来，就去了王茂荫的另一个故里——歙县义成村。1865年四月，王茂荫扶继母灵柩回到故乡杞梓里时，家里的房屋已经被太平军烧成了废墟，没有办法，悲愤难抑的王茂荫只得把家迁到了歙县城南5公里、渐江北岸的义成村。可是王茂荫只在这里生活了两个月，便于当年的六月与世长辞了。所以在大家的心目中，歙县的杞梓里和义成村都是王茂荫的故里，一个是他的出生地，一个是他的去世地。如今的义成村，不仅修缮了王茂荫故居，还为王茂荫建造了雕塑，这给我们这些远道而来的造访者心里增添了些许慰藉，也算是给这位古代的经济学家一个应有的归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