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痛斥某省干部：一点小病竟让医生护士24小时值班

核心提示：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每天量三次血压，每天化验大、小便，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张宝昌 张事贤，原题：《我心目中的朱德总司令》

朱德总司令，是我们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我从上世纪50年代起，常在他身边做招待服务。60年代，我被领导调到总特灶担任管理工作后，又常常和他的厨师邓林，研究讨论总特灶与首长一家的伙食问题。在长达十多年的近距离接触中，我心目中的朱德总司令，不仅是一位杰出的革命家、军事家和政治家，而且也是一位意志坚定、处事稳妥、待人厚道的普通老人，一位非常令人尊敬的普通老人。

“立法事大，一要慎重，二要宣传”

1959年，朱总司令当上了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后，对立法工作非常重视，不仅专门约彭真副委员长交谈有关立法事宜，还邀请有关专家到中南海西楼大厅座谈讨论。一次有两位法学工作者来谈“刑法”问题时，朱德对“危害公共安全罪”、“妨害社会经济秩序罪”、“侵犯人身权利罪”，发表了个人看法。他说：“这三条涉及面广，影响人多，过宽过严，都会伤着不该伤着的人，我想先听听各地的反映和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两位拿出材料答道：“不少人大代表建议‘搞刑法草案的人，应先到下边来认真听取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有了第一手感性知识，才能上升到理性，写成条款时，才会比较准确、清楚、具体，下边执行起来也就好办多了。’也有的提出，‘目前正在讨论、补充或修改的《刑法》条款，都是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的章程，也是人民群众在社交活动中的政治需要。因此规定什么是犯罪行为时，必须坚持慎重的方针’，我们也认为《刑法》是一部重要法律，应从当前的具体情况出发，实事求是地在实践中，进行必要的补充和完善。还是老话一句‘从群众中来，再回到群众中去’。”首长听了，高兴地说：“坚持群众路线好，过去打仗，搞土改是这样，现在建设国家，制定法律也是这样。”当谈到“隐藏、毁弃或者非法开拆他人信件的，处拘役？？”时，朱总司令把他的卫士长郭仁叫上前去问道：“你们从什么时候起，就不拆看检查下级的私人信件了？”郭仁笑着回答：“有三年多了，不过宪法公布后，还有人将写好的信，先交给领导看，然后再封口。理由是“好叫上级放心，自己心里也踏实”。对于这样的问与答，在座的两位客人笑也不是，问也不是，只得呆呆地看着郭仁。还是朱总司令解答了他们的疑虑：“这已是从前的事，这种情况在中央别的机关也有过。那个时候，敌我斗争残酷，稍不留神就会丢掉脑袋，所以不得不采取这样严厉的安全保密措施。随着情况的变化，取消私拆他人信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后来我问郭仁，首长为什么要当着人家的面，谈警卫局内部检查私人信件问题，也不怕人家问起看恋爱信的情况。他的回答既简单明确，又十分直白有趣：“将言论、通讯自由写成法律条文，不是写出来就完事了，还要进行不断的宣传教育，使大家都懂法、守法。警卫局尚岂如此，不要说别的地方了。至于怕不怕看恋爱信的问题，那时从农村来的人多，文化又低，男女之间的感情交流，不会说‘你像灯下美人’一类的浪漫话，大家都是直来直去，诸如‘请努力工作，保重身体，我想念您’，个别胆大的再加上一句反问‘您想念我吗’，仅此而已。”

那次请专家到西楼大厅座谈讨论，我负责现场招待服务，听到的又是一些关于犯罪、抓人、量刑的话题，因此印象深刻，至今我还珍藏着一份50年前，那次会上备用的，由人大常委办公厅印制的《刑法》初稿。

痛斥浮夸风和领导干部特殊化

三年困难时期的最后一年——1962年，全国县级以上领导干部和部分单位有关负责人，共七千余人在北京参加中央召开的扩大工作会议。有人风趣地说：“这是解放后，党中央、毛主席第一次邀请全国‘县太爷’进京的议事大会。”中南海怀仁堂地方不大，仅能容纳一千多人，所以只开了四次会议。其中三次是三个省单独召开的县、地、省三级干部会，一次是中央开的全国地、省两级干部会。大家讲得比较多的：一是浮夸风问题，二是特殊化问题。在小型会议上朱总司令的即席发言，引起了与会者不断的感叹与自责。关于浮夸风，他说：“大家争着放‘高产卫星’一亩地只有三、四百斤或五、六百斤的粮食产量，一下吹到一千多斤，甚至几千斤，连《人民日报》都登出来了，哪个不信！好，你一个县粮食多到无处存放的地步，不缴足农业税行吗？结果大量占用农民口粮，弄得许多人没有饭吃，有的村庄连树皮草根都吃了。据说还发生过死人的现象。实在瞒不下去了，又要求上面紧急调粮救济。同志，这种愚蠢的做法，不坚决改正，是要祸国殃民的啊！”

对于领导干部的特殊化问题，他以某省一、两个副省级干部为例：“身有微恙，竟要医生、护士24小时为他们值班，每天量三次血压，每天化验大、小便，多名贵的药也敢用。对于饮食的苛求，就更不用说了。”他越说越气愤：“像这样省一级的干部，特殊化到了如此程度，就他们的命值钱。已为革命牺牲的烈士不说，眼前大批在职的领导干部，不是都同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吗？毛主席在困难时期都不吃猪肉了，他们比毛主席还厉害！这哪里是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干部，是人民头上的老爷，我们不需要这样的老爷。”

“经济问题上，公私分明，干净做人”

朱总司令不仅对别人如此，对自己更严格有加，身体力行。有两件事我印象特别深刻。一、他虚心接受毛主席的批评，撤掉西楼院内搭建的兰花棚。早在几年前，他在北京和外省视察工作时，抽空也观赏过当地比较名贵的兰花品种。兴趣上来，他还能说出不少有关兰花的知识或典故。这样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知道朱总司令喜欢兰花，渐渐地便有人当礼物送到中南海。而这些兰花恰好又是接见外宾或会议场所需要的摆饰。于是警卫局行政处决定，在中南海的西楼院内，搭建一个150平米的凉棚，安放几排木质的阶梯型摆架，上面逐层码着北京和外地送来的600多盆兰花。用意是让居住在附近的刘少奇、朱德、杨尚昆等首长一边散步，一边观花休息。当然这种举措更适合朱总司令的心愿。但实际效果是：真正有时间赏花休息的不是首长，而是机关工作人员。因为工作人员都有半小时的工间操时间，待体操做完，都会闻着香气，走到凉棚花前，指指点点，有说有笑，轻松一番。

可就在这个时候，毛主席发话了。他对警卫局长汪东兴说：“把颐年堂的盆花都撤掉，我家里什么花也不要。开会、办公的地方，就是开会、办公嘛！我们不学封建士大夫提笼架鸟，摆花赏花那一套。如果一定要说摆花有什么好处的话，白天还可以看看，晚上恐怕只有害处了。”朱总司令知道毛主席的批评意见后，立刻通知行政处将600多盆兰花全部送往各公园，供游人参观，自己一盆也不留。当时我们还不知道这其中的原委，只是纳闷挺好的兰花一天就搬走了，辛苦搭建的凉棚也这么快地拆除了。经了解，原来是他老人家自己定的，他还一再强调：“毛主席批评的对，中南海是中央工作所在地。到处摆花、赏花不好，既浪费人力，又浪费财力，现在正是‘五反运动’时期，我们大家都要听主席的，按照主席的意见办。”别看他比毛主席高出八岁，比陈云大十八岁，在常委中是名副其实的老大哥，但面对正确的批评建议，他从容平静，虚心听取并且心悦诚服，仿若一个顺从听话的小弟弟。这种觉悟和风范，是多么令人敬重啊。

第二件事发生在撤掉兰花不久后的一天，朱总司令和夫人康克清特地利用吃完饭的机会，把我和厨师邓林叫去，谈了有关他家小灶不能占公家大灶便宜的问题。在供给制年代，居住中南海的中央首长，基本上都在西楼大厅就餐，少数也有打回去在家里吃的。紧贴就餐大厅的有一个大厨房叫总特灶。除了提供就餐外，还承担会议招待和宴请外宾的任务。供给制改为薪给制后，首长们就在自己家里立灶开伙了。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因为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加上住房又不宽裕，所以家庭厨房就设在总特灶两间小屋内，但冷库是合用的，各种需要保鲜的食品，基本上都存放在一起。可能是朱德首长怕他的厨师不注意，会随便动用总特灶的东西吧，尤其当临时来人，需要增加饭菜用量时，防止情急之下用了公家的食品又没记账的事发生。康克清当着首长，比较严肃地对我和邓林讲：一、不准以“照顾首长”名义，无偿动用公家的东西；二、因紧急需要，非动用不可时，一定要告诉总特灶负责人（指我），填表登记，按货论价，月底结账。朱总司令听完，又耐心地指出：“国家每月给我们发工资，就是为了解决生活问题，想吃什么，自己花钱，是合情合理的。在经济问题上，我们都要做到公家的就是公家的，私人的就是私人的，公私分明，干净做人。”

与朱总司令亲切合影

1964年春天，朱总司令暂住玉泉山，康克清因公外出，趁住地无人居住，服务科适时将首长家的卫生进行了彻底打扫。小到擦玻璃、刷沙发；大到清洁地毯换洗各种窗帘。朱总司令回来后，看到家里既干净，又明亮，非常满意。当得知是服务科的人打扫整理的，两次表扬了我们。记得当时康克清还补充说：“他们在毛主席、少奇、陈云同志家里，也协助搞过卫生，连怀仁堂里的大地毯都能拉到游泳池去洗。”我怕朱总司令一时听不明白，赶紧补充道：“天冷了，游泳池要放水过冬，顺便就把会场的地毯、大挂帘洗了，一次下来，能节省公款3000多块钱。”（相当于北京市300多人一个月的生活费）首长听了，高兴地说：“对嘛，自己动手好，干部带头参加劳动更好，这就是延安作风？？”说到动情处，他竟感叹道：“我生活在你们这些人中间，心里安稳啊！”接着一板一眼地提出：“明天上午，把你们科里的人集中起来，趁院内海棠花盛开的时候，我们照一张相。”

听到朱总司令这样说，我们自然拍手叫好，立刻通知准备。第二天照相时，保姆赵阿姨听到动静，便抱着刘少奇的小女儿小小出来看热闹。康克清见状，赶紧招呼她说：“快过来，一起照吧。”朱总司令也笑着说：“一起照，一起照。”于是康克清接过小小抱在怀里，赵阿姨蹲在前排，留下了令人难忘的合影照片。

文革中的朱德

文化大革命期间，朱德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虽然中央对某些人的处理，他心里怀有想法，但从不表露于外。例如，早在1932年朱德任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杨尚昆任总政治部主任时，他们俩就认识了。历经长征、延安、西柏坡至北京，是几十年的老战友了。搬进中南海后，又长期共同在中央工作，吃饭，都同在西楼大厅，几乎天天见面。但在文革初期，杨尚昆被打倒了。对此，朱德什么都没有说，因为他还是以服从毛主席、党中央为第一，把个人感情深深地埋在心里。

随着“文革”的深入发展，中南海红墙内外，竟然贴出了批判《朱德黑司令》的大字报。列举所谓的“罪名”是“只讲打仗，不看路线”；“井冈山时拥护王明反对毛主席”；“长征路上迁就野心家张国焘，造成了红军重大损失”；“解放后居功自傲，官大做事少等等”。对于这种黑白颠倒，无中生有的诬蔑之辞，稍有革命经历的人一看就知道，大字报背后有一只黑手在指挥。朱总司令自己当然心里更清楚。但是他仍同以往一样，不慌不忙，你写你的，我干我的。每天上午，他会不动声色地拄着拐杖，很认真地在怀仁堂附近看各种各样大字报。恰巧有一天，陈毅也出来看大字报，两位老革命家一见面，目光对视，神态凝重，有多少心里话要说啊。可是谁也不说，只是深情地互相点了点头，就各自走开了。唯独令朱德震动的，是一次夫人康克清被批斗。当时，康克清任全国妇联儿童福利部部长，一天她被“请”出去参加什么会议，四五个小时后才狼狈不堪地回来，她怕朱老总看到心里难过，便径直来到西楼大厅的工作间，向我们要了一块毛巾，简单地擦了擦脸，梳了梳头，休整了一会儿才回去。后来朱委员长知道了这件事情，心里很难过，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现在文化大革命，更要严格要求自己，我这里不需要那么多人了，有些生活上的事情我能做的尽量自己料理，不能做的，康大姐可以帮忙。现在有人叫我‘黑司令’了，我要有点自知之明了。”要知道朱总司令那时已是80出头了，又患糖尿病，体胖，行动不便，甚至有时连穿鞋、穿袜这种小事都应付不来，怎么会不需要人照顾呢？

事情很快传到“西花厅”，周总理马上下达指令说：“对于朱总司令的照顾，丝毫不可以改变，过去怎么做的，现在还要怎么做，不能受任何影响。大字报与你们的照顾和服务无关。大字报是群众写的，他的生活待遇是中央定的，完全两回事。”在听闻周总理的指示后，他感动地说：“既然总理说了，总理现在是管大事的，我听总理的，我们都听总理的。”为了促使事态向好的方面发展，周总理又巧妙安排朱总司令，由警卫员陪同，到显赫一时的北京针织总厂参观学习。当时常到北京针织总厂去的有叶群、黄永胜、陈伯达等。周总理此举用意一方面表示拥护“文化大革命”，支持工厂干部、职工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也间接告诉社会各派群众组织，朱德同志仍然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之一。但出人意料的事还是发生了。一天，街上不少人发放传单，要求召开群众大会，并指名要朱德亲自到会接受批判。消息在中南海游泳池传开后，毛主席生气了，对身边人员说：“朱总司令不是黑司令，是红司令，有人要开批判大会，又指定要他参加，好嘛，我陪他一起去！”发放传单的后台，听到毛主席要亲自陪同朱德参加批判会，自然不敢再开了。不但不开批判会，过了两天，街上、中南海里的有关朱德的大字报，统统都被覆盖了。此后，朱总司令的日子就好过多了，康克清也跟着高兴起来。

两年后，中央考虑到朱总司令年事已高，需要有一处条件较好的地方养老，就劝他搬到西山居住。临走前，朱德主动提出，要再次去北京针织总厂参观。经周总理同意，他高兴地去了。此时的针织总厂，由于8341部队进厂支左和中央警卫局写了有关工厂“文化大革命”的情况报告，得到毛主席的肯定，名气更大了。而朱总司令此行，是以“红司令”的身份出现的，因此接待规格比第一次显赫多了。

当时几乎所有的厂级革命干部、优秀工人代表、支左部队领导，以及驻厂搞调查研究、总结经验的新闻记者，数百人都到现场恭候迎接。用工人的话来说，“那真是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人挤人地要亲眼看看这位久经考验的老首长”。朱总司令也以他特有的平淡、和蔼、亲近的神态不断地向大家问好、鼓掌、挥手致意。朱总司令到西山定居以后，我们几次前去放映电影，才渐渐明白，首长当时坚持要再到针织总厂去看看，实际上是他老人家在明示天下，自己从此将离开政治舞台，并借机深深感谢作为中国脊梁的工人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