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女博士反同背后的中西方同性恋观念演变

2017-04-19 17:05 凤凰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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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下午,华中科技大学的操场上惊现一面“反同志”的横幅。虽然是渣画质,但横幅上赧然写着“让同性恋远离大学校园”。这一幕发生在4月16日华中科技大学的女王杯篮球比赛现场。据知情者透露,事件的始作俑者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的女篮球队教练凌冰和两名医科女博士。两名女博士趁着比赛火热进行中,偷偷跑到赛事的招牌巨幅彩喷下面拉起了“抵制同性恋”字样的横幅。

其平时言论也透露出对黑人的歧视

这样的言论,如果放在欧美可谓石破天惊了,无论是作为博士生却吐出如此粗鄙之语还是对同性恋与黑人的歧视都是和欧美的政治正确相反的。中国人可能会对此不以为然,但是我们翻开历史书一看会惊讶地发现,在古代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中国和欧洲对待同性恋的态度与今天是相反的。

中国古代对同性恋反而比欧洲和中东宽容

中国人今天对同性恋视之如洪水猛兽的态度,其实并非自古以来。不说民风相对开放的汉唐时期,就连“礼教大成”的明清时期对待同性恋依旧是宽容态度的。明代同性恋风气首推宫廷,大致以明武宗皇帝为分界,上行下效,蔚然成风。

明武宗以风流昭著,不仅沉迷女色,其男色之好亦堪称明朝帝王之最。他特别喜欢年少英俊的娈童,外嬖满前,男宠不计其数。因明武宗不理朝政,四处征歌选秀,沉溺于断袖之欢,引起了朝臣们的极大不安,纷纷上书奏请明武宗远离佞人、生儿育子,以图嗣续。然而,以放荡著称的明武宗最终也未能留下子嗣,这可能与他的这种“男风”倾向有关。

除明武宗外,英宗、神宗、熹宗等,皆有“男风”之嗜。

明武宗皇帝算是引领了一股“男风”时尚

是所谓上有所好,下有所效,皇帝一个个都是龙阳之好,下面的大臣百姓自然也就不会压抑自己。

明代中晚期,男色之风开始在士大夫中广为流传。他们捧狎优伶,蓄养娈童,玩弄男妓,不仅不排斥同性恋,反而视之为一种风流韵事而津津乐道。

小说家冯梦龙在他所编著的《情史》里专列“情外”一类,搜集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所载的同性恋故事加以评点。他明确地将同性恋与异性恋相提并论,认为两者之间不存在优劣或正常反常的区别。

在作为笔杆子的士大夫们的倡导引领之下,晚明的同性恋倾向习尚成俗,在广泛的下层社会成员中同样无处不在,家奴随仆,娼优伶童,狱犯刑徒,士卒兵丁,乞丐流民,甚至寺庙僧院、妖仙鬼神之中,都存在着许多的同性恋故事。正所谓“男风”盛行,雌雄莫辨。

乾隆大力打压嫖娼反而成就了好男风者

而清朝对嫖娼管理的非常严格,但是这种禁止是针对男女欢爱的。

这就导致两个副作用,作为明代青楼标志的秦淮河畔由于市场萎缩大幅度地衰落,但是人类自古是有欲望的,就像禁欲的阿拉伯国家,反而个个是是“爱情动作片”下载大国类似,既然通常的男女不行了,那么就男男吧!

乾隆时期,士人把与优伶交好视为风流韵事,官员把娈童的陪伴作为一种显赫身份的标志,这类事总是使时人艳羡不已。文才卓异的诗坛领袖袁枚以人为田,风流成性,好色且不避人耳目,年至六十,携二八娇男,欣欣然游行于市,自感得意非常,痴好如此,以致于人称:“子真如水银泻地,所谓无孔不入者。”

权倾一时的军机大臣和与“不识魏三,无以为人”而名动京师的秦腔花旦魏长生有着路人皆知的断袖之宠。

庆成班的伶优方俊官与宝和班的伶优李桂官,一个韶靓动人,一个娇俏可喜,分别受到乾隆十九年、乾隆二十五年的状元庄培因和毕沅的眷恋,被时人称为“状元夫人”。

“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也是个同性恋者,他在《板桥自叙》中公然声称自己“酷嗜山水,又好色,尤多馀桃口齿及椒风弄儿之戏”,毫不忌讳有男色之恋。郑公甚至不愿意用打板子来处罚犯人,因为害怕伤了他们的屁股。

ISIS处决男同其实是中古亚伯拉罕三教的传统

而在欧洲情况则有些微妙,因为基督教源自中东,和物产富饶的欧洲不同,那里的自然环境要差上不少,于是禁欲成为了亚伯拉罕三教重要教条。而生殖崇拜更是将无法生育后代的同性恋打入了地狱。

随着基督教的传入和兴起,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弥漫大半个欧洲的龙阳之风渐渐消退了。自然,中国16-19世纪末“男风”盛行的状况,也在当时性观念迥异的西方人士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响,一份出版于1835年的西方杂志中有一篇文章写道:“它(指中国的男性同性恋)的存在范围很广,几乎遍及整个帝国,尤其是那些为民父母和作为道德表率的官员中同样存在。”

一个英国旅游者也义愤地指责这是一种“极其令人憎恶的犯罪和非自然的行为”。而一些激进的殖民者甚至为因为“那该死的鸡奸”而屠杀殖民地内的华人。

变化的交叉线

不过19世纪开始情况出现了变化。随着进化论等概念逐渐登上历史舞台,基督教不在具有以往的绝对权威,尤其是城市里不参与礼拜的市民比比皆是了。

这时候,欧美一些医学家试图用一种新的方式取代过去对同性恋的惩罚,那就是病理化。说白了就是和歧视黑人一样,试图从先天发育上证明同性恋是一种先天的“病”,而非正常的行为。

例如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理查·冯·克拉夫特一埃宾根据临床经验写成了《性心理疾病》一书,第一部分《性倒错》致力于论述同性恋。此书认为同性恋者来自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有疾病的家庭。当时同性恋被列为犯罪或受到道德谴责,而此书独树一帜地坚持道德中立的态度,提倡以治疗来代替监禁,被视为进步。不过克拉夫特一埃宾同时指出:同性恋者被“治愈”的可能性微乎。

证明证伪同性恋是科学挑战宗教的一个缩影

不过既然是科学,那么就必须带有证伪,既然有试图证明同性恋是“病”的,那么就会有试图证明同性恋是正常的。18世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家杰洛米·本森。同性恋行为互惠双方,且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禁止同性恋只会降低社会福利--同性恋不应该被列为犯罪。虽然本森的这些文稿到20世纪中期才见天日,但效用主义原则成为拿破仑时期法律改革的理论依据,使法国、意大利等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率先摈弃了将《圣经》作为立法依据的惯例,在刑法改革中取缔了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

194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阿尔弗莱德·金赛博士的研究小组发表了《男性性行为研究》。该小组通过对530名男子的详细调查表明,有37%的人在青少年至老年时期有过同性性行为,10%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从事单纯的同性性行为。这项统计数字表明同性恋者是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这对于过去的传统观念冲击极大,它证明了同性恋行为的普遍存在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社会影响,可见它并非洪水猛兽。研究报告还指出,同性恋是人类的基本能力之一,不应该将异性恋当作唯一正常的生物导向,而将同性恋列为病态,即使将同性恋列为病态而加以压制,也不能阻止下一代同性恋者的产生。

同性恋基因是影响人和动物性取向的基因之一,Xq28、Wnt-4基因、Sphinx基因是目前已发现的几种同性恋基因。

1993年,美国遗传学家哈默首次提出“同性恋基因”(gaygene)理论。当时,哈默等人调查了40名男性同性恋者,提取其细胞做基因检测。他们发现,这40人中,有30多人X染色体中具有相同的Xq28基因,因此认定Xq28基因可能控制着男性同性恋行为和趋向。

而南非科学院公布的一份综述研究也显示,直至今日,依然没有证据显示人们的性取向可以通过单纯接触同性恋人群或因父母的后天养育得到改变。换言之,同性恋人群并非是由西方传来的“现代文明病”,而是有一定基因基础的。

到了2014年,美国伊利诺伊州埃文斯敦医院西北研究所学者阿兰·桑德尔斯根据对409对同性恋兄弟及其异性恋家属的血液研究得出结论:在人类的X染色体与第8染色体上存在着同性恋遗传信息。桑德尔斯宣称自己的研究“大大削弱了所谓‘性取向是可以选择’的论调”,即真正意义上的同性恋更可能是天生的(至少目前的基因证据支持男性同性恋是天生)。

于是,充足的社会学证据和基因学证据面前,就连最保守的西方宗教也不得不承认:既然上帝创造了他们(特别是已经证实是“天然弯”的男同性恋者),并允许他们的存在,那么我们还反对什么了?

而中国则因为种种原因,而走向了相反的道路。不过,和历史上西方因为宗教原因对名为“同性恋”的特定人群打击不同,而是针对“性”本身的恐惧。

由于种种原因,新中国成立后的某段时间对于“性”是谈虎色变的态度,今天看来很正常的一本性启蒙的科普读物都能被收回,甚至出现了取消医学院的性病课程,结果导致了年轻的医生无法治疗此类疾病的情况。

至于同性恋,这种自古带着“淫乱”属性的东西自然不必多说了。

社会与经济才是根源

虽然对象不完全相同,但是中国和欧洲对于同性恋的歧视与宽容都源自社会经济和当时的人文环境。

基督教的禁欲盖因中东环境恶劣,而中国对于性的恐惧最深的时候,也是这个国家最保守的时期。

随着社会逐渐开放,经济环境的好转,人们的意识也会发生转变,大家都会懂得一个基本的道理,那就是你可以不喜欢甚至是厌恶,但是记住你无权夺取他人这么做的权利。

至于像本文开篇提到的华中科技大学医科女博士用非科学非理性的思维“反同”,希望仅仅只是现阶段中国性教育缺失所导致的暂时的个别现象。

责任编辑人:马钟鸰 PN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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