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抢白”翻译：我不能指导法院 他们独立办案

核心提示：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导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

朱镕基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薛田，原题为：《外交部翻译眼中的中国领导人：邓小平“就像个预言家”》，本文系节选

在与外国记者的交锋中，邓小平与意大利女记者法拉奇“针尖对麦芒”的会面传播甚广。采访结束后，施燕华跟着法拉奇一起整理录音记录。

当时，法拉奇对录音中频繁出现的“这个这个”印象颇深，因为她在英语翻译中没有听到相应的词汇，于是询问施燕华是何意。“与英文well或者you see一样，一种口头语”，施燕华解释自己没有翻译的原因。但法拉奇最终还是将这个细节加入文章，在她看来，“这可以说明他（邓小平）性格上的特点”。

这种情况并不鲜见。有一次，张维为陪同时任国家主席李先念会见外宾。外宾刚刚进门，还在十米之外，李先念就已经伸出双手，嘴里说着“哦……”就开始表示欢迎。张维为一边笑，一边双手比划着李先念当时的动作。“这不用翻译。”张维为告诉记者，这是因为李先念之前见过这位外宾，“见到熟人了，所以老远就表示欢迎了。”

另外一些时候，领导人则会特意叮嘱随行翻译，什么是不需要翻译的。

1987年，李鹏赴埃及考察阿斯旺水坝，张维为是李鹏的随行翻译。在埃及，负责接待李鹏一行的，是当时的埃及水利部副部长。

“开罗老百姓一度电多少钱？”李鹏问这位副部长。副部长答不出，于是转而问助手，助手也不知，又去问另一官员。“当时李鹏小声感叹，‘真是官僚啊——这话你不要翻译过去’。”

张维为觉得，现在的翻译工作，没有以前那么困难了。比起邓小平一代，现在的“领导人讲话规范得多”。“邓小平和李先念这样的领导人会见外宾，都没有讲话稿”，因而在事先准备之外，现场的判断也很重要。

事实上，即使事先有所准备，领导人们各具特色的乡音，还是常让翻译们“犯迷糊”。

“华国锋的山西口音太重，有时我听不懂；叶剑英的广东普通话，那听着就很难懂。”而李先念的湖北红安话，差点令施燕华出洋相。

一次，李先念在接待外宾时，说到了日本。他的口音里，“日”和“二”的读音相近。施燕华当时刚刚看过内部放映的日本电影《山本五十六》，以为“二本”也是个日本政治家或者军事家的名字。但是当她听着听着，越来越不对劲，好一会才反应过来说的是“日本”。

即便是邓小平的“四川普通话”已是施燕华觉得非常好懂的了，也不免让她有听力盲点：在四川话里，四、十不分，因此在邓小平讲到这两个数字时，施燕华一般用猜。“如果我觉得是四，就说着‘四’，同时伸出四个指头，如果不对，他（邓小平）就会说‘不对，是十’。”

张维为也有过类似的尴尬。邓小平一次会见外宾时说到“失误”这个词。由于发音类似“十五”，整个句子的意思连不上，张维为一时愣了。坐在一旁的时任外交部长吴学谦是张维为的上海老乡，忙用上海口音的普通话告诉他是“失误”，这才让他反应过来。

而第三代领导集体上任后，口音已经不再是翻译们的难题，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

朱彤曾做过江泽民、李鹏的随行翻译，李鹏担任国务院总理时，每每谈到三峡工程，其中涉及的发电量常常用千瓦作为计量单位，而国际通用单位则是兆瓦。朱彤就常要在短时间内完成这道心算题，换算成兆瓦计数后，再译成英文。

另一次，李鹏和外宾谈到中国的棉花产量时，使用“万担”作为单位。这次，朱彤可不像换算“千瓦”那样游刃有余了，而李鹏看看愣住了的朱彤，提起笔自己换算了起来。朱彤的同事张建敏还因为翻译中的不准确，被严谨的朱镕基“抢白”——在新加坡演讲后回答听众提问时，有人向朱镕基反映在中国打官司时遇到的困难，朱镕基回答：“你反映的问题，我会告诉法院，由他们处理。”张建敏将此句译为"I will instructthe Supreme People's Court to handle it"（我会指示高级人民法院处理此事），话音未落，就被朱镕基纠正："I cannot instruct the court.They are independent"（我不能指导法院。他们是独立办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