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选哪位将军“掺沙子”抑制林彪势力增长

核心提示：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林彪重兵在握很是担忧，也很警惕，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太好找：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挨林彪的整。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要不会和林彪一伙搞到一块儿去，并且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开始酝酿增选人员名单时，林彪一伙并没有提李德生的名字。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李德生等几个人当作候选人。最后，在审定名单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

李德生 资料图

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03年第8期，作者：欧阳青，原题：李德生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前后

毛泽东问：“哪个是李德生？”周恩来说：“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在党的九届一中全会上，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全会有4项议程：一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原则和方法，二是讨论修改党章草案，三是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及当前形势问题，四是通过对刘少奇的专案审查报告。

这次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进行的，52．7％的八届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被扩大吸收到会的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及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主要负责人等，则占出席会议总人数的55％以上。这项会议的重要议程是“讨论通过九大代表产生的指导思想和方法”。因此，八届十二中全会也是将要召开的中共九大中央上层人事安排的一次预演。会上，林彪、江青等人对被认为是怀疑、否定“文化大革命”的陈毅、李富春、叶剑英等进行了有计划的围攻，对朱德、陈云、邓子恢等也加上“一贯右倾”的罪名。这实际上是他们为排斥和打倒老同志造舆论，以便为自己在九大上占据重要权位做准备。

李德生作为安徽省主要负责人列席了会议。

开幕式上，毛泽东就1966年8月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以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问题作了讲话。

会议期间，周恩来在宣布分组名单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接话问道：“哪个是李德生？”

原来，毛泽东在延安时，曾化名“李得胜”，转战陕北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所以，他十分喜欢“李得胜”这个名字。现在又听到与“李得胜”谐音的“李德生”，毛泽东自然感到分外亲切。

周恩来朝台下的与会人员扫视了一下，然后向毛泽东介绍道：“李德生同志是十二军军长，现任安徽省委第一书记兼省革委会主任。”紧接着，他向李德生招手道：“请你站起来。”

李德生立即站起来喊了声：“到。”紧接着，他又向毛泽东和周恩来敬了一个军礼。

毛泽东微笑着问道：“不认识你呀，你这个同志？”接着，他又问：“你是哪个地方人？”

“报告主席，我是河南新县人。”李德生回答道。

周恩来问：“与许世友同志是一个县的吧？”

“德生同志和我是一个县的。”坐在李德生前边的许世友接话答道。

毛泽东又问：“你今年多大年纪？”

“52岁。”

毛泽东向大家说：“我看安徽的事情办得不错。我们不是通报了他那个整芜湖吗？芜湖整得不错嘛。那个芜湖问题可复杂了。”他又转问李德生：“你们是怎么搞的啊？”

“就是大造舆论。”李德生的话引起了与会同志的一片笑声。

毛泽东也笑了，而后又认真地说：“是啊，就是要造舆论。我们共产党人闹革命，几十年了，就是靠造舆论。不然的话，怎么能拉起红军、八路军、新四军、解放军，搞那么多队伍。不做群众工作，你没有群众，也就没有军队，没有党，没有无产阶级政权。”

1969年4月1日至24日，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大会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潮中举行的，因而有着明显的“文化大革命”的“左”的色彩。

李德生在党的九大上被选为中央委员，并在九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这是毛泽东不拘一格选用人才的重要举措之一。九届一中全会投票选举后，当周恩来宣布选举结果念到李德生的名字时，毛泽东又一次点名：“我再看看李德生同志。”

周恩来示意：“李德生同志站起来，你把军帽摘下来让毛主席看看。”

李德生起立，摘下军帽，立正站好，让毛泽东仔细端详。

毛泽东眯起眼边看边问：“多大年纪了？”

李德生回答说：“53岁。”

毛泽东连着重复几遍，啊，53岁，53岁，心中若有所思。其实，在八届十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已经问过李德生的年龄了，这次又问起他的年龄，可见毛泽东对李德生产生了很大的兴趣。

回到安徽后，李德生按原定部署，以更大的干劲抓省里的经济建设。

周恩来亲自给李德生打电话说：“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李德生身兼党政军数职，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1969年7月下旬的一天，李德生正在召开安徽省委常委会，研究抓生产问题。忽然，他接到周恩来亲自打来的电话：“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调你到北京来工作。”

李德生感到很突然，便向周恩来说：“总理啊，我长期在军队，经验不多，比较适合在下面工作，是否请中央再考虑一下，我仍在安徽工作。”

周恩来在电话里答复道：“这是中央决定了的。请你尽快到北京来，来之前给中央办公厅打个电话，好安排飞机去接你。”

李德生简要地交代了一下工作，与各地市领导打了声招呼，便于7月28日乘坐中央派来的飞机赶到北京。当天下午3时，他来到中南海怀仁堂等候周恩来接见。

周恩来亲切地对李德生说：“德生同志，毛主席、党中央决定让你到中央来工作。现在想征求一下你的意见，你主要是在军委工作呢，还是主要在国务院工作？”

李德生考虑到这两年自己在安徽抓经济建设有些效果，就回答说：“我在部队时间长了，愿意干地方上的事。”

周恩来听了微微一笑，说：“中央已经决定了，你除了参加政治局活动外，还参加国务院业务组和军委办事组的活动，同时仍然兼着安徽省、安徽省军区和十二军的职务。”

李德生刚到北京不久，毛泽东便要亲自接见他。被毛泽东点名请去面对面谈话，这对于李德生来说是生平第一次，兴奋中不免有些紧张。可是，当他走进毛泽东居住的房间后，紧张的心情便不知不觉消失了。毛泽东的房间没有什么摆设，满眼都是书，尤其是线装的古书特别多，连睡觉的大床上也堆着书。毛泽东的随和、简单使人感到亲切。特别是在谈话时，毛泽东随手拿起周恩来的老花镜，往眼睛上试戴了一下，还远近看看合适不合适。这个常人的举动更让李德生感到亲切。

毛泽东对李德生说：“你是十二军的，是南京军区的。我了解你，不是通过南京军区，而是通过其他同志了解的。他们都说你不错。”

李德生在安徽平息武斗、稳定局势的一系列举措，是受到毛泽东和党中央肯定的，他的才干和品质自然也引起了毛泽东的注意和赏识。应该说，毛泽东对李德生的了解和赏识是从他在安徽的表现开始的，而其中周恩来慧眼识英才的推荐更为重要。

他们的谈话很轻松，周恩来在一旁不时地插话补充。毛泽东问李德生：“看没看过《红楼梦》？”

李德生不好意思地回答：“报告主席，我还没有读过。”

毛泽东认真地说：“要读《红楼梦》，我看了五遍才解开。《天演论》和《通鉴纪事本末》也要看。”

李德生当时并不能一下子理解毛泽东叫他读古书的用意。后来，他在实践中逐渐明白，这是毛泽东想让高级领导从历史中学会借鉴，博古才能通今。

周恩来向毛泽东谈了对李德生的工作安排。李德生说：“自己水平不高，怕不能胜任这么多重要的工作，安徽、南京的工作能不能免去？”

毛泽东把手一挥说：“不要免，一个也不要免。南京的不要免，安徽的也不要免。”

周恩来在一旁也鼓励道：“你大胆干。毛主席教导我们‘实践出真知’嘛！”

毛泽东笑了笑，最后说：“你是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工作，三分之一时间读书学习，三分之一时间到下边搞调查研究。”

自此，李德生便身兼党政军数职，开始接触各方面的工作，努力按照毛泽东提出的“三个三分之一”的要求去做。

关于安徽的工作，李德生把全省重大工作向省委常委们作了交代和部署，要求省委的同志加强集体领导，大胆抓工作，重大问题要及时与他联系。接着，他又到一些地市检查了工作，对同志们进行嘱咐。

关于中央的工作，李德生采取边学习，边调研，边工作的方法。活动顺序首先是中央政治局，其次是国务院业务组，然后是军委办事组。

国务院业务组成立于1967年，是在国务院各部委无法正常工作的情况下成立的总理工作班子。一直到1975年四届人大召开，选举、任命了国务院总理、副总理和各部部长之后，才告结束。在近8年时间里，国务院业务组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完成了履行国务院基本职能的历史任务。

李德生在国务院业务组工作期间，参加讨论过大到整个国民经济建设计划、重大建设项目，以及国务院机构的调整、精简整编，小到一些具体事项的工作，并从中得到了不小的锻炼。

毛泽东在审定中央军委办事组增选人员名单时，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周恩来说：“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中央军委办事组是于1967年8月17日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的决定成立的，是在“文革”的特殊情况下负责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办事机构。1968年3月，“杨、余、傅事件”后，军委办事组改组，由黄永胜、吴法宪任正、副组长，成员有叶群、李作鹏、邱会作。此后，军委办事组实际上取代了中央军委常委会，林彪一伙控制了军委很大一部分权力。

毛泽东、周恩来等对林彪重兵在握很是担忧，也很警惕，最后考虑用“掺沙子”的方法抑制林彪势力的增长。可是这“沙子”的人选并不太好找：老帅们受冷落，都没有出来工作；老将们受冲击，掺进去也不合适，搞不好更要挨林彪的整。进军委工作的人首先要不会和林彪一伙搞到一块儿去，并且还要有一定的群众基础。开始酝酿增选人员名单时，林彪一伙并没有提李德生的名字。毛泽东和周恩来经过反复考虑，决定把李德生等几个人当作候选人。最后，在审定名单时，毛泽东亲笔加上了“还有李德生同志”。

1969年4月28日，中共第九届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第一次会议通过了新的军委办事组成员名单。除原有人员外，新增加了李德生、刘贤权、李天佑、温玉成、谢富治。

李德生从来没有在林彪的领导下工作过，所以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不和他交流情况：轻一点把他当外人，什么话都不跟他说；重一点则把他当敌人，想法排挤、整治他。有时军委开会，整场会议像没李德生这个人似的。表决什么问题，事先不征求他的意见，事后不同他交换看法，李德生同意不同意横竖是要通过的。人在这个环境里会是什么感受，可想而知，谁都会有压抑感、陌生感和被排斥感。可是，李德生却默默承受了这种冷漠和轻视。他心里只想着一点：我是主席和总理派来工作的，我的行为只对中央负责，只对军委负责，至于个人的失落委屈，不过是暂时的，就当它是过眼烟云，不往心里去，不往脸上挂。后来毛泽东问他情况时，他也不多说自己的困难。

当时，按政治局的意见，李德生分管军队政治工作。1970年，总政治部恢复职能后，李德生担任了总政主任。在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他表面上沉默寡言，但私下却积极调查研究，了解各方面的情况。

1971年9月12日，也就是林彪叛党逃跑的前一天，毛泽东提前结束了在南方的视察回到北京。在丰台火车站，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和吴忠走上毛泽东的专列。这时，毛泽东已经对林彪叛党行为有所估计。他在和李德生等人谈话时，不时流露出这种担忧。他告诉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分裂党的行为。最后，毛泽东让李德生调一个师来南口，干什么却没有说。

毛泽东担心的事果然发生了，林彪携妻带子乘机叛逃。

飞机一飞，谁也不知道会去哪儿，后果怎样。人民大会堂成了指挥中心。空军是“重灾区”，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就是林彪的死党，不然林彪也不会有这样便利的外逃机会。紧急关头，周恩来最不放心的就是空军。李德生受周恩来重托，在空军招待所指挥，整整五天五夜没有合眼。

事后，周恩来说：“当时情况不明，我们派德生同志去空军，他是只身入虎穴，我们都为他捏了把汗，但结果还是我们胜利了。”

“九一三”事件后，长期被林彪冷落、排挤的许多高级将领头上的“大山”终于被搬开了，军队工作又有了新的局面，焕发出新的活力。受冷落多年的叶剑英被重新起用，主持军委工作。李德生参加了清查林彪反党集团的专案工作。

在党的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江青给李德生记了一笔账：不支持她江青

1973年8月，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举行。这次会议是在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并进行了“批林整风”之后召开的，本应是结束“文化大革命”的极佳时机。但由于毛泽东坚持认为“文化大革命”是正确的，又加上江青一伙的干扰和其他方面的原因，大会不仅未能在纠正“左”倾错误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相反却全面肯定、继承了九大的错误方针，致使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得以延续。

在这次大会上，周恩来按毛泽东的意图专门提名李德生作为“老中青三结合”当中的“中”的代表进入大会主席团。李德生不负众望，被选为大会主席团五位副主席之一。这是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的一个信号。十大结束时，李德生当选为中央委员。紧接着，在十届一中全会上，李德生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

至此，李德生以他独特的经历和特殊的功绩走上了党中央副主席的职位。这是李德生政治生涯的顶点。

李德生成为党的领导人，这无形中又在江青一伙通往最高权力的道路上树立了一道屏障。此前，江青一伙和林彪集团是既相互利用，又相互拆台。庐山会议上，江青对林彪设国家主席持反对态度，成了胜利的一派。林彪垮台后，江青手里有了反对林彪的资本，从此便以功臣自居，向党要权要职务。十大上，江青进入中央政治局，但只是委员而不是常委，她对此非常不满。不过，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都进了中央政治局，张春桥当了政治局常委，王洪文还当上了党中央副主席。

大会以后，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在中央政治局内结成“四人帮”，他们的政治野心开始膨胀，企图全面篡党夺权。

李德生对江青一伙一直采取“敬而远之”的态度，但自从他担任总政治部主任后，有许多问题无法回避江青。江青长期对八一电影制片厂不能占为己有而耿耿于怀。当她和李德生都成为政治局委员时，她便想借机安插亲信夺八一厂的权。但李德生并没有听从江青的“指示”，反而取消了八一厂的革命委员会，恢复了党委负责制。这是总政党委研究决定并获得军委副主席叶剑英支持的。江青气坏了，她认为李德生不把她放在眼里。另外，在拍摄“样板戏”电影问题上，江青无中生有地说，八一厂拍“样板戏”用淘汰的摄影机拍，胶卷质量也有问题，导演、摄影师故意拍坏，不保证质量等等，这是拆“样板戏”的台，并暗中在这个问题上给李德生记了一笔账：不支持她江青。

1973年10月，江青又开始新的活动。她在清华、北大发动了所谓的“反击右倾回潮运动”，声称要上揪“代表人物”，下扫“社会基层”，拉开了“批林批孔”的序幕。

李德生不像一些人喜欢随风倒，而是以是非曲直为自己的判断标准。他觉得“批林批孔”不能搞乱军队，军队首先是稳定，然后才是参与。总政领导班子集体作出决定，部队的报刊在“批林批孔”文章上要和中央保持一致，对于“批林批孔”的意义、动态等重大提法，要按照中央两报一刊的提法。谁知通知刚发出，就有人汇报给江青，这不是在和她江青唱对台戏吗！

江青立即大嚷道：“军队不批孔批什么？不批孔也是不批林。李德生反对‘批林批孔’是不是上了林彪的贼船？和林彪是一条路上的人！你们要去批！”

江青对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也非常不满，认为叶帅不买她的账，没有把王洪文安排到军委，反而建议重新启用邓小平。的确，十大之后，叶剑英鉴于“九一三”事件的教训和江青一伙反党乱军的阴谋活动，多次向周恩来、毛泽东建议请邓小平继续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并参加政治局工作。毛泽东表示可以考虑。

江青到毛泽东那里告黑状，说部队对“批林批孔”运动响应不及时，没有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此，毛泽东对叶剑英、李德生产生了不满。

毛泽东风趣地说：“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十届二中全会上，李德生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在1973年12月12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并说：“你们不改，我就要开会，到这里来。”同时，他还提议各大军区司令员相互对调，并让叶剑英拿出具体意见。

关于邓小平复出的问题，毛泽东说：“我和剑英同志请邓小平参加工作，当军委委员。”他指着叶剑英说：“你是赞成的，我代表你讲话。”接着，他又补充说：“邓小平是不是当政治局委员，以后开二中全会报告追认。”

政治局会议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指示，并研究了贯彻实施的办法。

13日，叶剑英主持军委办公会议，并请周恩来参加。会议讨论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扩大会议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准备工作，并提出实施方案。

14日，周恩来、叶剑英和李德生到毛泽东处参加有部分政治局成员出席的会议。会上，毛泽东再次谈到各大军区司令员的对调问题。他提议，这件事各省都要做工作，都要打招呼，要开欢迎会、见面会。最后，毛泽东说：“现在请了一个‘军师’叫邓小平，发个通知，让他当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15日，李德生参加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会上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邓小平任职等指示。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会议商定了来京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成员名单，并研究了大军区司令员在地方一律不兼职问题。

会后，毛泽东在他的书房，与政治局委员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等大军区负责人谈话。毛泽东征求各位司令员对调动的意见。

李德生是北京军区司令员，又是中央政治局委员，所以毛泽东首先问到他。李德生态度很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对这次对调没有意见。”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说：“有人一听调动就火冒三丈，不愿意离开老单位。军人要记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步调一致，才能得胜利。”

李德生开了个好头，所以毛泽东再问到其他司令员时，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样的：坚决服从中央的决定。

接着，毛泽东又向到会人员介绍邓小平：“我们现在请了一位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但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政治局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的。”

毛泽东转身对邓小平说：“你呢，人家有点怕你，我送你两句话：柔中寓刚，绵里藏针。外面和气一点，内部是钢铁公司。过去的缺点，慢慢地改一改吧！”

随后几天，叶剑英协助周恩来，具体商议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并就与对调司令员谈话等事宜，作出安排。

17日，各大军区司令员全部到京。

18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各大军区司令员对调问题的讲话，通报了几天来政治局成员分别做各大军区司令员工作的情况。政治局会议赞成毛泽东的提议，由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委员。

2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游泳池接见参加中央军委会议的全体成员。

22日，毛泽东召集八大军区司令员开会。会议宣布了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定：邓小平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时追认；邓小平还担任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接着，会议宣布：北京与沈阳、南京与广州、济南与武汉、福州与兰州八大军区司令员互相对调。

这样，李德生调任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调任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调任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调任南京军区司令员，杨得志调任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调任济南军区司令员，韩先楚调任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调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随后，毛泽东作了重要讲话。他对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时间、迎送方法、注意事项等都提出了具体意见，又当众把八个司令员点评了一遍。

点评李德生时，毛泽东说：“你在北京干的时间倒是不那么久。”并开玩笑地说：“你家出了个李铁梅，你就是李铁梅，不过你是陪绑的。”

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又风趣地说了两遍：“李德生活到九十九，上帝请你喝烧酒。”大家笑得更欢了，李德生感动得热泪盈眶。

说到动情处，毛泽东还亲自指挥司令员们唱起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歌。

叶剑英也在会上讲了话，说明工作调动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要求大家认真贯彻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指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职上任。

会后，邓小平恢复了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并进入中央军委，参加军委的领导工作。各大军区司令员坚决执行命令，很快都按军委的要求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李德生也到总政移交了工作，他在安徽的职务则由宋佩璋接任。几天后，他便乘专机前往沈阳履任新职，担负新的使命。

李德生虽然离开了北京，也不当总政治部主任了，但江青一伙仍不放过他，还变本加厉把他的“问题”上了一个高度。他们说李德生的问题不是什么对“样板戏”的态度问题，而是和林彪反党集团搞没搞到一起的问题，是路线问题，是政治态度问题，是大问题！

从1974年1月起，江青极为活跃。她对迟群、谢静宜等亲信说：“现在就把你们当炮弹放出去，去放炮。”

2月8日，王洪文、张春桥在一次会议上提出：“总参右倾手软，右得不能再右了。对总政可以夺权，总后垮得越彻底越好。”

3月5日，江青召集国务院文化工作会议，嚷道：“八一厂造孽了，军阀管你们。他们这些人都是做坏事的。”她讲的“军阀”就是指李德生。

江青又煽动总政文化部的“造反派”说：“你们去夺权嘛！”“你们有三个人，去放火嘛！”“放火烧荒嘛！”

在江青一手导演下，反党乱军的“三五放火烧荒事件”发生了。

很快，总政、八一厂等单位在一天里出现了相同的大字报，李德生成了军队里的“大军阀”，党内的“大党阀”，是林彪集团的人等等。富有煽动性的大字报很快就散发到各地，引起了军队内部的困惑和混乱。

这一系列做法不仅仅是江青发泄私愤的行为，而且也是她夺权的一个重要步骤。先乱党后乱军，才能达到他们夺取最高权力的目的。拿李德生开刀只是他们乱军的一个借口。不过，毛泽东也时刻警惕着“四人帮”，自李德生离开总政后，总政治部主任的位子一直空着，直到1975年1月5日，张春桥才如愿以偿地当上了总政治部主任。

1975年1月，由于“四人帮”一伙陷害，加上其他主客观原因，李德生在十届二中全会上辞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一举粉碎。1980年8月26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转了《总政治部关于为李德生同志平反的报告》，决定为在“四人帮”制造的“三五放火烧荒事件”中遭受迫害的李德生彻底平反，恢复名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