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段经历对邓小平最终提出改革开放起至关重要作用

2018-01-12 09:25 中国新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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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实际上“文革”的这一段经历,不管是磨难也好,还是政治经历也好,对我父亲最终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决定性的。

邓小平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路军,原题:听毛毛谈爸爸

毛毛在《我的父亲邓小平》的后记中深情地写道:“我以我的全心爱我的父亲”;在封底她又引用了邓小平的话,“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对于这两种爱,毛毛有着丰富而真切的感受——

我的这本书封底印着我父亲一句名言,就是他深情地爱着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这句话是最打动我的。我父亲平时不爱说话,也从不用语言表达说“我爱你”,但是我觉得他是用他的全心在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奉献了自己的一辈子。他本人是无所求,什么生前身后名,他都无所求,但是他是真的爱着他的祖国和人民,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

我父亲是个执着的人,而且他对自己的追求和信念特别坚定,绝对不会因为时局的改变或者是政治上的起伏就改变他的信仰。因为他作为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毕生的追求已经融于自己的血液里面了。所以我以前也对其他的人讲过,象我父亲这样的老共产党员,他们这种有着执着追求、坚定信念的人,用毕生的努力为之奋斗,而且实现了他们奋斗目标的共产党人,我觉得他们是幸福的。现在很多人可能说追求不一样了,但是像他们那种很纯粹的共产党员、革命家,他们真的是很幸福的。

我们这个家庭其实是挺普通的家庭,有祖母,有父亲、母亲,有我们这些兄弟姐妹,后期还有孙子、孙女,这么四代人。这是一个很传统的中国式的大家庭,人口挺多,也挺热闹,大家一直生活在一起。但是我们这个家庭比普通的家庭稍微要特殊一点,就是因为我父亲的原因,这样就不只是一种血缘关系的家庭,更重要的一层意思是我们是一个政治的家庭。通过我的书可以看到在不幸之中,在政治磨难、政治起伏之中,我们一家人的许许多多经历。在这些政治起伏和磨难中间,我们这一家人在很大程度上,是靠我们互相之间的爱,靠我们家庭成员的亲情,靠我们相互之间感情上的和生活上的支持,共同度过这个磨难。“文革”后期当我们长大以后,就更增加了一些政治上互相的了解、互相的理解、互相的支持,在一般的血缘亲情之中增加了许多政治上的共同的一些认识、一些信念,所以这种爱我觉得比单纯的亲情的爱又要多一层意思。其中包括共同经历的荣辱,在生活上、感情上和政治上取得的很多共识。所以既是最单纯、最朴实的一种爱,又是一种包涵比较广泛的一种爱,这亲情,这爱,应该说它包容的含义更加大些。

作为子女,从“文革”开始,我们开始长大一些了,开始成熟起来了,开始能够从政治上理解我的父亲,特别是在后期我们共同跟他经历了更多的政治起伏以后,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看到父亲的一言一行,认同他的一言一行,这种感情就已经不单纯是一种子女对父亲的感情了,含义就更加深刻了。

在毛毛的眼中,邓小平是一个充满慈爱的父亲,“他有血有肉,感情非常丰富,内心世界也是非常丰富的。活生生的一些事件、事迹,充满了他一生的道路”———

在“文革”时期,他和我母亲听到了我哥哥邓朴方在北大,因为造反派的迫害,最后变得终身致残。这个消息对我父亲的震动非常之大。我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哭了三天三夜。我父亲当然没像我母亲那样热泪长流,他对我母亲说,我们总得想点办法。他就提笔给毛主席、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要求给我哥哥治病。

我哥哥“文革”前其实挺英俊的,而且是北大的三好生,是北大的团干部,又是中共预备党员,应该是我们家最聪明、最有成就也最能干的一个,他又是长子。因为自己的问题,影响到儿子,使得儿子终身残疾,作为一个父亲,真的是特别痛苦的一件事情。但最后他也无能为力,只好要求给他儿子治病。得知儿子被扔到社会救济院,他不顾70高龄的年迈身躯,和我母亲一块把儿子接到身边。和我的祖母一起,三个老人伺候着他。因为我哥哥他完全瘫痪了,残疾了,下肢、第十二胸椎以下完全没有感觉,大小便都不能自理,每天都要给他洗这些秽物,翻身都不能自己翻,而擦澡更不行。江西的寒冬是那么的冷,酷暑又是那么的热。我父亲母亲每天还要去上班,回来以后就照顾我哥哥。我父亲也不会跟我哥哥说更多的安慰的话,他总是默默无言的。每天按时去给他擦澡,给他洗衣服,给他翻身,给他端饭。料理他做一些父亲能够在那个时候为儿子所能做的最基本的力所能及的事情。

作为一个父亲,看到他的子女因为他的所谓的“问题”,所谓的错误,被打倒,子女都一个个被赶出了家门。家庭支离破碎,一个个远走天涯海角,甚至于在很长时间内跟子女音讯隔绝,完全不知道家人的下落,也不知道他们在社会上究竟遭到怎么样的境遇。我父亲是个非常重感情的人,他非常爱他的家庭也非常珍惜他的家庭,爱每一个子女。子女分开,就已经在感情上使他受到很大的创伤。那么跟子女隔绝,不知道他们的下落,这种担忧、忧心,作为一个爱子女的父亲来讲,他的内心的确是痛苦的。况且他又是觉得因为他的政治上的问题而影响到子女。

“文革”以后他跟我妈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我的子女们在‘文革’中因为我受了一些苦,以后要对他们好一点”。当然我们并没有觉得我们受苦责任完全在父亲,我们当然不是这样认为。但是父亲作为对子女有责任,他说出了这话,我觉得挺心酸的。这一句话就表达了他对子女的那种内心的歉疚和痛苦。“文革”后期,他运用他的一切办法来帮助他的子女找工作。他写了很多信,你们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他写了很多信给毛主席,给党中央,很多信都是为了他的子女,并不是为了他的政治。都是为了给我们找工作,为了我们上学,甚至于为了我哥哥看病,都是为了这些事情。

有读者认为,小平同志在“文革”期间写给毛泽东和汪东兴的许多信件都是首次披露,这些信里又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孩子们的事情请求党中央的帮助,读了令人心酸。披露这些信会不会影响邓小平作为领导人的形象呢?

对于这种疑问,毛毛表示自己完全没有担心。她说:我觉得我是本着一个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写这个历史的,这不是小说,也不是一个传奇的故事,它是一段活生生的真实的历史。你要去写这段历史,就必须用一种真诚的实事求是的视觉态度来写它。不存在任何回避,也不存在任何矫饰,否则就一定是败笔。或者去美化它,或者是刻意地去渲染什么东西,我觉得都是败笔。所以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就像是写我自己的一个感情流水帐一样。也就是说,我用一种感情的冲动来写这本书,在写书的过程中,我就希望以一种自然的笔法,作真实事件的记述。父亲给党中央写这些信,这都是经历过来的一段历史,一段非常真实的历史记录。而且我认为只有通过这种最真实的而且非常珍贵的历史文件的历史记录,才能够反映出我父亲这个人。

 

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大家都说邓小平是改革开放的开创者,要不然就说三落三起。但是实际上,他这个人并不是说这么两句话就可以简简单单地概括他的一生的。实际上他是个有血有肉的人,他自己感情也是非常丰富的,内心世界是非常丰富的。活生生的一些事件、事迹,充满了他一生的道路。所以我觉得用他的这些信件,还有一些对他行为的很详细的记述。可能有些人觉得怎么写得这么嗦。写那些种菜啊,养鸡啊,有什么意思?但是我觉得就是通过这样一点一滴的非常真实的记录,能够反映出一个真实的、有血有肉的邓小平。

如今,毛毛感到自己已经能够理解父亲在“文革”中深切的痛苦。她说:“他一直争取复出,可是一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他一直是有信心的,必胜的信心,最终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但是这个过程对他来讲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要忍受这种漫长的岁月。”———

我父亲的性格跟我们不太一样。我们家其他的人,从我母亲开始都是笑口常开,一天到晚乐乐呵呵的,爱说爱笑。但是我父亲的性格是非常有特点的,他就是不爱说话。据说他年轻的时候也是爱说爱笑的,但是后来可能因为他经过了一些生活上的和政治上的波折,还有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岁月的战争,地下工作很多的磨难,性格有所改变。所以拍他的电影我都觉得挺难的。怎么演他呀,他又不爱说话。演员都不好演,你要演毛主席就比较好演,演总理他也有他的特点,如演我的父亲我就觉得很难演。

我父亲他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曾经就跟日本客人讲到过,说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时期应该说就是“文化大革命”这十年。这个他对我们没有说过,我们也是看了他见外宾的记录以后才知道的。那么现在特别是我写了这本书以后,觉得对他这句话有了比较深的体会。“文革”首当其冲被打倒的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当然在这之前还有彭、罗、陆、杨被打倒了。但是就“文革”来讲,被打倒的最早的主要目标就是刘少奇和邓小平。作为那时候党的一线领导人,一下子变成犯了错误被打倒,对一个政治人物来讲,明明知道自己没有错误,不但被剥夺了政治上的权利,被罢了官,免了职,还被批斗、抄家,最后还剥夺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他所应具有的权利和义务。我觉得对于一个为革命奋斗了一辈子的老共产党人来讲,尤其他在这时候仍然觉得对民族和人民肩负着责任,他的内心是痛苦的。因为他不能够以他认为正确的方式和他认为正确的语言来扭转“文革”的错误,或者仅仅是为他自己作出申辩。大批的“文革”中被打倒的老干部都经历着这样相同的痛苦,当然不仅仅是邓小平个人。他毕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毛主席的保护,所以他还能够跟我母亲一直住在一起,比起一些更加悲惨的,像刘少奇、彭德怀这样的老革命家来说,应该说日子还好过一点。但是他内心毕竟还是十分痛苦的。

通过写这本书,我希望能够写出一个父亲,一个政治人物,他政治上和生活上所遇到的那种痛苦。整个“文革”造成的痛苦对于我父亲来说,不仅仅是个人的痛苦,更多的是作为一个肩负着国家和民族责任的共产党员,一个原国家领导人所感受的痛苦。他希望复出,他争取复出,为了什么?他就是因为觉得“文革”的这个教训太深刻了。他有责任使得国家、党和他的人民走出这个痛苦。他又是一个被打倒的人,被遣送到远离北京的江西,所以他不能够实现,他一直争取复出,可是一直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他一直是有信心的,必胜的信心。最终真理一定会战胜谬误。但是这个过程对他来讲还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他要忍受这种漫长的岁月。

我父亲在政治上经历的波折太多了。大家都说他是“三落三起”,这只是他个人的政治命运,还不说他其他的一些生活上的波折,感情上的波折。他曾经有过一次妻子生孩子时死去的悲惨经历,妻子也死了,孩子也死了。第二次结婚后,因为他政治上的倒台,妻子离他而走了,这种他都经历过。政治上和生活上他经历的波折都非常多,他是具有忍耐性的,是一种非常非常强的韧性,也是一种坚强品格。这种品格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他是经过一个长期的生活磨练,政治磨练,遇见不能够忍耐的事情也必须要去忍耐。说句实话,你真忍耐了,度过了,得到的也就是胜利。

“文革”是整个中华民族、整个国家、全体人民所经历的一个非常时期,一场人间浩劫。我很愿意把自己铭心刻骨的这段历史和我所知道的我们一家人在这个非常时期所面临的一切变故,还有我父亲作为“文革”中间一个重要的政治人物,他的命运和故事写出来。但是,我并不仅仅是要把这个灾难写出来,或是把这场浩劫写出来,或只是让人们知道我们在“文革”中受了什么样的苦,或是我父亲遭遇了什么政治上的坎坷,不是这个目的。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如果仅仅是去倾诉他的苦难,老是去不停地抚摸自己的伤口,这绝对于世无补。我写这本书的一个根本目的是想通过写我们一家人,写我父亲邓小平这个“文革”中的政治人物的政治命运,写我们中国在“文革”十年中的浩劫,力争去把一些政治的脉络,一些事件发展的脉络和发展的轨迹研究清楚,写清楚。最终的目的还是要让大家去感悟,通过我的笔,通过我们的故事,去感悟这一段十年的历史,感悟这一段在新中国历史上长达十年的浩劫。感悟动乱的局面给中国和中国人民带来的不幸。目的就是要通过这些感悟让大家去反思,我们在发展道路上一定要避免这种悲剧的重演,使国家能取得一个健康的发展氛围。最终的目的还是要大家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人民富强起来,国力增强。我觉得对“文革”最重要的不在于沉湎于这种历史的悲痛之中,最重要的是要总结历史,要向前看。我父亲与我们子女相处,从来不谈大道理,从来不给你们讲一段什么什么,不是说你什么对什么错这样给你论论是非,他都不这么讲。父亲母亲对我们最重要的影响还是他们的言传身教。所以通过“文革”的政治磨难,通过我们跟他同呼吸共命运,跟他一起来经历政治的大起大落,跟他一起经历家庭的悲欢离合,最后一直到跟四人帮的斗争,看到父亲跟四人帮进行斗争的坚定性,看到他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对国家民族的这种责任感,我觉得我们受到的教育是非常非常特殊的,这个教育对我们来说是终生难忘的。

 

“文革”的磨难对于邓小平、对于整个民族究竟意味着什么,毛毛有着她自己的理解。她说:“经过了‘文革’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非常灾难性的十年以后,使得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起码看清楚了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实际上“文革”的这一段经历,不管是磨难也好,还是政治经历也好,对我父亲最终提出改革开放、解放思想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或者在相当程度上来说是决定性的。

追求共产主义理想,建设社会主义,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让国家和人民富强起来,这是他从年青时代参加革命起就追求的、毕生所追求的理想。但是究竟怎样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究竟社会主义道路应该是怎样去走?这对于刚刚掌握政权才十几年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一个非常新的话题。“文革“以前经过了17年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摸索和奋斗,我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也取得了很多经验。但是毕竟对于怎样建设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怎样走我们自己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从中国共产党的整个领导层,和我国全体人民来讲,都还没有准确的把握。我们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经过了一些曲折,当然我们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经过了“文革”这样一个非常极端的,非常灾难性的十年以后,使得包括我父亲在内的中国领导人、中国共产党人和全体人民起码看清楚了有什么东西是不对的。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比如说我们在民主法制方面,在经济体制方面,我们都存在些什么问题,存在什么样的不足和缺陷。正是因为这些不足和缺陷,造成了“文革”灾难。通过“文革”,不光是我父亲,当然我父亲他有一个很深的认识了,全国人民都有一个很深的认识。所以我最后写了一点,我就说我父亲最后提出改革开放道路能够取得成功,这并不是说他想要怎样,他提出来就能够成功的,而关键是通过十年“文革”全体中国人民都看到了我们怎么样是不行的。那么我们就要向着正确的方向去探索,给了大家一个思想解放的大前提。所以我觉得十年“文革”对于我父亲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全中国人民来说也是很重要的,按咱们说的套话是把坏事变成好事。

在“文革”中,父亲接触了很多“文革”之前作为一个地位比较高的领导人所接触不到的人和事物。当然他也感受到了很多作为被打倒的人所经历的那种巨大的波折。我觉得他不仅仅是从事物的表面来认识这些问题,他是更深地引申到整个政治、经济领域,全面地来考虑中国的前途问题。他在“文革”的后期,从1976年开始,实施全面整顿。他实际上已经在把他对“文革”的思考,对“文革”进行的纠正,开始付诸他的行动,不过那时时机还不成熟。但这毕竟成为以后能够进行改革开放的一个探索。

毛毛想写的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她说: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的家庭都是和普通人家一样,也有大人打小孩的,也有小孩吵架的。而作为一代伟人的邓小平同样也是一个狂热的球迷,“无论体育馆有什么球赛,体育场有什么球赛,哪怕是娃娃足球,他也去看,把我们全家老老小小全都提溜着去,都跟着他去”———

我从小生活在中南海里面,那时候各家各户住在中南海,小孩也挺多的。我这个人性格比较活泼,那时候我们经常串门,互相在家里跳皮筋,在家里跳房都一块玩。小姑娘们就在那里跑来跑去的。所以我对这些领导人的家庭还是有相当的了解的,绝大多数高级领导人的家庭都是和普通人家一样,在“文革”以前老百姓生活困难,领导人家里的生活也是很困难的,同大家一样,孩子们都穿补丁衣服,做裤子都预留长出一二十厘米左右。为什么呢?就是可以不断地往外放。所以很多人家里的小孩子穿的裤子都是一截一截的,放出来的颜色就深,上面的颜色就磨浅了。家里经常有粮食不够吃了,油盐柴米不够了,还得跟公家借点钱。住在中南海里的领导人很多都是副总理以上的,或是政治局的常委,或者是高级领导干部,他们也都一样。也有大人打小孩的,也有小孩吵架的,其实都是一样。我想可能因为我正在写我们家的故事,所以我把这些事给写出来了。

有些领导人家里几乎跟我们家里差不多,只是没人来写,而且我这个人比较嗦,所以写得比较细腻、细致,虽然人家看了挺家长里短的,这么种感觉,其实我觉得是差不多。但是也有人不同,比如说周总理和邓颖超两个人就没有孩子,但是他们非常爱孩子,中南海里所有的孩子都是周伯伯和邓妈妈的孩子。孩子们看见他们挺放肆的,也无拘无束,在他们面前跑来跑去,大喊大叫的。那时候在中南海里跟个大家庭一样的,更像一个革命大家庭。爸爸妈妈们因为都是老战友,所以也都很亲热,孩子们也都跟一家人一样。直到现在我们都五六十岁了,中南海里的这些孩子们之间的感情还都非常非常好。尽管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前辈们的追悼会上才见面,可是一见面大家都拥抱,特别高兴。咱们好久没见了,就跟亲姐妹一样,而且谁有困难,都会互相帮助。

父亲特别热爱生活,他的兴趣非常的广。喜欢听京戏,喜欢看川戏,年纪还比较轻的时候,芭蕾舞也看,话剧也看,歌剧也看。那时候像什么《红珊瑚》,《洪湖赤卫队》,好多歌剧他都看。他对“大洋鼓”的音乐不喜欢,就是西方的音乐,古典音乐,他不喜欢。但是他喜欢京戏,喜欢这些戏剧,像以前河北梆子他也看,评剧他也看。

另外他喜欢足球,他对足球是“酷爱”,达到很高级的水平。从他年轻时代在法国的时候就喜欢足球。他不光是喜欢足球,所有体育运动他都喜欢看,只要有比赛他就看,排球他看,篮球他看,乒乓球他看,甚至羽毛球他也看。只要是国际大赛,激烈竞争性的他都爱看。有一段时间大家都不爱看乒乓球了,他就把我们全家人召集在一块儿,是一个乒乓球国际比赛。他就说咱们全家人在一块儿看乒乓球,现在大家都不看乒乓球了,我就要来为乒乓球鼓掌,让咱们大家一起为乒乓球鼓掌。然后我们就只好鼓吧,坐在那儿,为乒乓球鼓掌。文化大革命以前,从我们小时候就开始,他就带着我们去体育馆,无论体育馆有什么球赛,体育场有什么球赛,哪怕是娃娃足球,他也去看,把我们全家老老小小全都提溜着去,都跟着他去。篮球也是,什么友军篮球赛,所有这些球赛他都去看。二十六届乒乓球赛,我们也都去看了,跟着一块儿鼓掌。他不是一般的喜欢,真正是以一个球迷那样的一种方式来喜欢。他对体育运动事业很关心,但是从他个人来讲,他就是个球迷,就是个体育爱好者。

在毛毛眼中,父亲邓小平与上海有一种不解之缘。“他还是看到了上海的腾飞,看到了浦东的腾飞,我觉得他是心中没有遗憾地辞世的。”———

我父亲生前与上海有一种很深的不解之缘。年青时代干革命工作起就在上海。后来上海又是他和他的战友们率领的大军解放的。后来他在当总书记期间,又多次到过上海。在“文革”以后他更把上海作为他的一个最主要的愿意去的地方。所以每年差不多他都去上海,在他的晚年,一共在上海过了七个冬天,春节都是在上海过的。最后他又提出了浦东开放这个问题。而且一再表示在改革开放中间有一个失误,对上海浦东的改革开发问题提得晚了。如果再早些提出来的话,那上海的龙头作用应该发挥得更早一些。当然他还是看到了上海的腾飞,看到了浦东的腾飞,我觉得他是心中没有遗憾地辞世的。到现在还有很多上海的朋友经常到我们家来看望我的母亲和我们全家人。在这里,我再一次向上海的读者和上海老百姓表示问候和感谢。

责任编辑人:王诗云 PN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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