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边工作人员忆：周恩来会为何事把人骂得狗血喷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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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有的时候总理也发脾气。尤其对有些外交人员身上的“大国主义”习气深恶痛绝，他会骂得你狗血喷头。比如看不起小国，想指挥人家，到人家那里不尊重风俗习惯，嫌人家落后，总理非常非常看不惯。
周恩来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新网，作者：窦晨，原题：吴建民眼中的周总理:发脾气也会骂得人狗血喷头
在这位中国前驻法国大使看来，周总理的外交遗产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一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采访中吴建民总是调整坐姿的动作，让《国际先驱导报》记者有些不安：“您的腰是不是不太好？真不好意思……”
“没有啊，我的腰很好。”在外交学院会议室，吴建民的回答一时让记者有些困惑。“我讲话要看着人家，否则会觉得不大尊重，椅子太重，我只有调整自己。”记者突然想起，刚才这位中国前驻法大使说过，周总理对他影响甚深，包括“平等待人”。
1965年到1971年，在外交部翻译室工作的吴建民，曾经为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等国家领导人担任法语翻译。3月4日，身为全国政协十一届一次会议新闻发言人的他，与《国际先驱导报》的对话就从当年的那段经历开始。
大国总理的气派
《国际先驱导报》：听说因为早年留学法国，周总理的法语也不错。给他当法语翻译，会不会觉得有压力？
吴建民：他可以听懂，而且能够听出来你是不是原原本本地翻给对方，这当然对有的翻译会有压力。我还好，开头有点紧张，但慢慢就适应了。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对很多事情都很严谨、细致。
吴建民：是。有一次我去人民大会堂给他当翻译，总理露了一面就不见了，那时外宾还没来，总理哪去了？原来在旁边房间刮胡子。他对自己要求很严。平时看总理，他的衣冠总是很整洁。尽管衣服并不新，但是给人一种大国总理的气派。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这么细致，在他身边工作也会紧张吧？
吴建民：那当然，比如文字上的东西，他会具体到给你挑错别字。所以外交部报告的文字都比较严谨，因为总理如果发现有错别字，会批评的。
《国际先驱导报》：您见过总理发脾气吗？
吴建民：有的时候总理也发脾气。尤其对有些外交人员身上的“大国主义”习气深恶痛绝，他会骂得你狗血喷头。比如看不起小国，想指挥人家，到人家那里不尊重风俗习惯，嫌人家落后，总理非常非常看不惯。
外交艺术充满魅力
《国际先驱导报》：周总理为中国结交了很多外国朋友，您注意到有什么诀窍吗？
吴建民：周总理跟人家谈话，都讲得很到点子上，不是强加于人，而是讲道理，同时把我们立场为什么这样坚定的道理讲得很清楚。
我记得一次他会见非洲某国客人，会谈从晚上11点到第二天早上5点，6个小时，中间没有休息。1998年我去法国当大使，当时参与会谈的一位该国外交官正好也在法国，他居然还记得当时周总理的讲话。为什么呢？该国原来是法国殖民地，独立后受到法国的压力，他们就想完全依靠中国。周总理当时就说，我们虽然同情你们斗争，支持你们斗争，但到底离得很远，“远水救不了近火”。这句话很形象，把很复杂的关系变成一个简明易懂的比喻，人家会觉得有道理。
周总理总能设身处地为对方去着想，很尊重小国。他可以从深夜11点谈到早上5点，一个大国总理，又是文革期间，那么忙，对方当然非常感动，感觉中国是真诚的。所以中国和非洲关系那么好，非洲人后来把中国人恢复在联合国席位当成自己的事情，是偶然的吗？当然不是。
《国际先驱导报》：每个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过的人，对他高超的外交艺术都有自己的概括，您印象最深的是哪些？
吴建民：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因素，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遇。我在自己写的书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情：1955年4月16日，在飞往万隆会议中途，经过新加坡时遇到雷雨，飞机只得迫降，英国驻马来西亚高级专员麦克唐纳听说周总理来了，提出与周总理在机场贵宾室会面。那时新加坡与中国没有外交关系，国民党在当地特务活动也很猖獗，出于安全考虑，同行的人都建议他不去，周总理的态度是，送上门的工作为什么不做？他是前英国首相的儿子，“不做岂不可惜？”
总理让我终身受益
《国际先驱导报》：总理的言传身教对您后来从事外交工作有什么影响？
吴建民：举个例子，我在法国当大使，一个法国大公司头头要见我，但他突然有事不能来。他的二把手说，能不能代替他来见我？我其实也可以让他见我的副手，这在外交上不失礼，但是我说可以呀，结果她很高兴，觉得我尊重她。这是一位女士，她后来当了法国核能集团的总裁，很能干，和我们一直关系很好，外交总要考虑机会来的时候不要拒绝。
《国际先驱导报》：您曾说对您个人影响最大的是周总理，在周总理身边工作时就有意识去学习吗？
吴建民：当时年轻，有的理解，有的也不一定能理解，但年轻人记忆力好。我记得1971年11月，我作为中国派出的首批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工作人员赴纽约工作，代表团离开首都机场那天，周总理带领大伙绕场一周，接受工农兵欢送。我那时是三等秘书，小萝卜头啊，要求我们先上飞机，让领导最后上，我们铛铛铛跑上弦梯，周总理回头一看，“怎么上去了，还没和你们握手呢，都下来”，我们就又跑了下来。
我当时就感觉，这几年总理老得真快，头发都白了。握手时我不由得冒出一句“总理多保重”，他眼睛看着我，很诚恳地说了声“谢谢！”这是我和总理最后一次握手。这些年来，很多事情过去了，但是总理这个举动我不会忘。
在他身边工作的6年，当时是一种尊敬的心理。随着时间的流逝，那些记忆经过自己的思考、咀嚼，慢慢品出其中的道理，化为我们的行动，就是这样一个过程。（《国际先驱导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