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大方“施恩”，英方喜获片面最惠国待遇

英国外相巴麦尊在给全权公使的训令中提出，“给予任何一个外国的优惠，应即实施于英国”；但他又指出，如果中国同意割让岛屿，可不提这一要求。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的签订，使英国获得了远胜于他国的权益，因而，《南京条约》对此并无规定。

英国外相巴麦尊

道光皇帝读书像

耆英等人进行交涉的照会，表示只准英国一国在新开辟的厦门、福州、宁波、上海四个口岸进行通商贸易，并要求英国出面“讲解”清政府不让他国至新设口岸贸易的原由。璞鼎查根据英国政府的训令，予以拒绝，表示“大皇帝恩准他国，均赴粤东外之四港口一例贸易，系英国所愿，毫无靳惜。”中国政府与英国以外国家打交道，本与英国毫无牵连，更无必要与英国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这是稍有国际知识的人都知道的。但是，耆英等人不仅就此问题进行谈判，而且将璞鼎查“毫无靳惜”一语，列入《中英虎门条约》。该条约第8款称：“向来各外国商人止准在广州一港口贸易，上年在江南曾经议明，如蒙大皇帝恩准西洋各外国商人一体赴福州、厦门、宁波、上海四港口贸易，英国毫无靳惜。”这实际是通过条约形式宣布，英国不反对其他国家获得与英国在其他口岸通商的同样的权益。若仅是如此，虽不合国际惯例，尚与中国无实害，问题更严重的是在此后的但书上：“但各国既与英人无异，设将来大皇帝有新恩施及各国，亦应准英人一体均沾，用示平允”。这就给予英国民人片面的最惠国待遇。

笔者限于史料，不能明确查出“一体均沾”的文句是如何列入条约的。但是，根据其他资料，似乎可以判明两点：其一，这一文句似由英国方面提出的。早在1840年底，义律与琦善交涉条约时就在照会中明确提出：“惟请从前曾经贸易数港，即粤省之省口、闽省之厦门、浙省之定海三处，开准英国商船任意开往买卖……此所云准予英船在数港任意往来买卖等情，并非求准英国商船止可如此，即各国商船，俱可一然，准为贸易。惟从此之后，倘再允外国之人，在此外别港开市贸易，亦当准许英民商船同然赴往。”以此与上引条约文字相比较，大体是相同的。其二，清政府官员对此根本未引起应有的重视。根据传统的儒家原则，大皇帝应当“怀柔远人”“一视同仁”。清朝传统的“天朝”对外体制虽有一整套“严夷夏之别”的防夷措施，同时又处处浸含着以“恩惠”来“王德化之”使其“向化”的精神。由此，清政府官员经常用“一视同仁”的原则，来处理对西方各国的关系，自以为“平允”，自以为“正大公诚”。然而，清政府官员所奉行的这一原则，根本不符合近代国际通行的准则；他们也根本没有预见到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后来所强取的种种权益。片面最惠国待遇的条款，后来给中国人民带来极大的祸害。

琦善像

广东人民出版社委托宣传

（ 茅海建：《当代学人精品：茅海建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 ）

（ 编辑：南京师范大学中国史硕士研究生 谢敏 ）

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