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3）守旧势力大举进攻

2018-09-25 10:08 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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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情提示】

时务学堂与《湘报》的改革言论，点燃了湖南守旧势力的怒火。如前所述，1898年的春夏之时，十大事件使得陈宝箴领导的湖南新政，陷入危机之中，一场从学术思想论争到政治打拼构陷的大风波席卷而来。以王先谦为领袖的湘绅，如何向改革阵营发难？为什么梁启超说湖南人无论维新和守旧，都把事情做到极致呢？凤凰网独家刊发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刘梦溪先生的宏文《湖南新政在戊戌之年的机遇与挫折》，为您还原120年前湖南改革的历史现场，解析一代精英归于幻灭的前因后果。

刘梦溪，著名文史学者，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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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的守旧势力因前述十件大事而受到鼓舞，他们认为放开手脚对新政大举进攻的时候到了。于是，岳麓书院斋长宾凤阳等写信给院长王先谦，直称湖南维新诸人士为“无父无君之乱党”，要求王作为名流领袖不应再缄默不言，否则将“上负君国，下误苍生”。下面是此信的全文：

夫子大人钧座：窃我省民风素朴，自去夏以前，固一安静世界也。自黄公度观察来，而有主张民权之说；自徐研甫学使到，而多崇奉康学之人；自熊秉三庶常邀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康有为之弟子大畅师说，而党与翕张，根基盘固，我省民心顿为一变。《湘报》刊浏阳谭嗣同之言曰，南海康工部，精探道奥，昌明正学。其徒梁孝廉，克肩巨任，一洒俗儒破碎拘挛之陋，而追先圣微言大义之遗，吾湘人士闻风兴起，怀德慕思云云。吾不知康所探者何道，而谭所怀者果何德也。吾人舍名教纲常，别无立足之地；除忠孝节义，亦岂有教人之方？

今康梁所用以惑世者，民权耳，平等耳。试问权既下移，国谁与治？民可自主，君亦何为？是率天下而乱也。平等之说，蔑弃人伦，不能自行，而顾以立教，真悖谬之尤者。戴德诚、樊锥、唐才常、易鼐等，承其流风，肆行狂煽，直欲死中国之人心，翻亘古之学案，上自衡、永，下至岳、常，邪说浸淫，观听迷惑。不解熊、谭、戴、樊、唐、易诸人是何肺腑，必欲倾覆我邦家也。

夫时务学堂之设，所以培植年幼英才，俾兼通中西实学，储备国家之用。煌煌谕旨，未闻令民有权也，教人平等也。即中丞设学之意，亦未尝欲湘民自为风气，别开一君民共治之规模也。朝廷官长不言，而诸人以此为教，则是藉讲求时务，行其邪说耳。夫合中西为学堂，原欲以中学为根柢，兼采西学之长。堂中西学，自有教习，订立规模，与中学不相涉也。中学所以为教，人皆知之，无待别求门径也。而梁启超等，自命西学兼长，意为通贯，究其所以立说者，非西学，实康学耳。且若辈之言，曰教自我立，无待彼兴，西人一来，双手奉献，彼必不肯惨施杀戮。又曰今日教学诸人，即是兴朝佐命。果尔，今之为学堂学会，非徇警路人之木铎，直吹散子弟之楚歌。朝廷诰谕频仍，大吏多方筹划，而以成就如许无父无君之乱党，果何为哉！窃谓各省奉旨开设学堂，本系美举。我省人士闻风振兴，今择师一不慎，不以立学，转以败学，名为培才，实则丧才，天下受益，我省受害，且贻人心风俗无穷之忧，不仅一时一事而已。

梁启超手书“时务学堂旧址”碑刻，现存于岳麓书院内。

中丞公事繁多，或未检察及此。夫子名流领袖，若再缄默不言，上负君国，下误苍生，问心何以自解。务祈函达中丞，从严整顿，辞退梁启超等，另聘品学兼优者为教习，我省幸甚，学校幸甚。梁启超等所批学堂课艺、日记，或出手书，或系刻本，或近日改刊，皆有悖乱实据，不可磨灭。加以案语，摘录呈电，俾知其人其说，难以姑容。迫不得已而为之，非好事也。受业宾凤阳、杨宣霖、黄兆枚、刘翊忠、欧阳鹏、朱应湘、吴泽、彭祖尧等同禀。1

宾等此信态度强硬，明确要求王先谦出面，向巡抚陈宝箴提出书面报告，敦请辞退梁启超，整顿时务学堂。而且把时务学堂的课艺批、日记批，经过整理、摘编，加上按语，共十九条，呈送给王先谦。这是第一次在书面文字中被作为“罪证”系统引用。

王先谦

另有王猷焌者，也上书王先谦，恳请祭酒出山：“我夫子为当代巨绅，斯文宗匠，竟始终缄默不置一词，似于维持风化之道不无遗憾。受业忝列门下，不敢不贡其忱悃。伏望我夫子婉商抚宪，另聘名儒主讲时务学堂，并斥逐党附伪学诸人，以端学术而正人心，不胜祷盼之至。”2

王先谦看到梁启超、韩文举等写的课艺批和日记批之后，认为有了确凿不移的证据，已到了公开表态之时，因此便联络叶德辉、刘凤苞、张祖同等人，向巡抚衙门递交了一份措辞强硬的公呈，这就是晚清维新史上有名的湖南《湘绅公呈》：

为学堂关系紧要，公恳主持廓清，以端教术而挽敝习事：窃为政先定民志，立学首正人心，损益乃百世可知，纲常实千古不易。湘省风气醇朴，人怀忠义，惟见闻稍陋，学愧兼通。上年开设时务学堂，本为当务之急，凡属士民，无不闻风兴起。乃中学教习、广东举人梁启超，承其师康有为之学，倡为平等、平权之说，转相授受。原设立学堂本意，以中学为根底，兼采西学之长，堂中所聘西学教习李维格等，一切规模，俱属妥善。至于中学，所以为教，本有康庄大道，无取凿险缒幽。

梁启超及分教习广东韩、叶诸人，自命西学通人，实皆康门谬种。而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辈，为之乘风扬波，肆其簧鼓。学子胸无主宰，不知其阴行邪说，反以为时务实然，丧其本真，争相趋附，语言悖乱，有如中狂，始自会城，浸及旁郡。虽以谨厚如皮锡瑞，亦被煽惑，形之论说，重遭诟病。而住堂年幼生徒，亲承提命，朝夕濡染，受害更不待言。是聚无数聪颖子弟，迫使斫其天性，效彼狂谈，他日年长学成，不复知忠孝节义为何事，此湘人之不幸，抑非特湘省之不幸矣。今皮锡瑞不为珂里所容，樊锥复为邵阳所逐，足见人心不死，率土皆同。

从前士绅公议，拟俟梁启超此次来湘，禀请钧夺。昨闻其留京差委，学堂自必另聘教习。窃以为本源不清，事奚由治。伏乞大公祖严加整顿，屏退主张异学之人，俾生徒不为邪说诱惑。庶教宗既明，人才日起，而兼习时务者，不至以误康为西，转生疑阻。学校幸甚，大局幸甚。绅等迫不得已，冒渎威严，惟祈格外鉴谅。上呈。3

在《湘绅公呈》上具名者共十人，王先谦为前国子监祭酒、岳麓书院山长、前江苏学政（同治四年进士），叶德辉为吏部主事（光绪十八年进士），刘凤苞为前云南补用道（同治四年进士），张祖同为候选郎中（同治七年进士）；此外还有分省补用道孔宪教（光绪十二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汪概（光绪六年进士）、工部郎中蔡枚功（光绪六年进士）、工部主事郑祖焕（光绪九年进士）、前宁夏知府黄自元（同治七年进士）、前华容县教谕严家鬯，都是有声望有地位的湖南绅士。其所提要求，是把包括梁启超、韩文举、叶觉迈、谭嗣同、唐才常、樊锥、易鼐在内的所有“主张异说之人”全部屏退。

时务学堂教习合影

《湘绅公呈》不啻为湖南守旧势力反对新政的宣言书，而由于有王先谦带头具名，使《湘绅公呈》的影响力尤其巨大。这位参与创办时务学堂的王祭酒，从此便成了与陈宝箴与新政作对的头号发言人。他是真正的主帅，叶德辉只不过是先锋而已。在王先谦和《湘绅公呈》的影响之下，岳麓、求忠、城南三所书院的学生，也受守旧士绅指使行动起来，他们针对时务学堂的学约，另行制定了宗旨相反的《湘省学约》，其中写道：

自新会梁启超来湘为学堂总教习，大张其师康有为之邪说，蛊惑湘人，无识之徒，翕然从之。其始随声附和，意在趋时，其后迷惑既深，心肠顿易。考其为说，或推尊摩西，主张民权；或效耶稣纪年，言素王改制。甚谓合种以保种，中国非中国。且有“君民平等”、“君统太长”等语，见于学堂评语、学会讲义及《湘报》、《湘学报》者，不胜偻指。似此背叛君父，诬及经传，化日光天之下，魑魅横行，非吾学中之大患哉！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韩昌黎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今与吾湘人士约，屏黜异说，无许再行扬播，煽惑人心。其被诱误从者，均宜悔改，尚其严身心义利之界，晰古今政学之精，究国家利病之原，探东西艺能之蕴，共相砥砺，期于有成。4

然后进而提出七点主张：一、正心术；二、核名实；三、尊圣教；四、辟异端；五、务实学；六、辨文体；七、端士习5。也就是把新政举措全部取消。草稿中原有“驱逐熊希龄、唐才常”的语句，王先谦顾及后果，提笔删除了6。因《学约》前后均不见署名，学政徐仁铸怪而责问长沙洪教谕，欲查明谁是主笔者；洪询问王先谦，王的态度十分强硬，说如果“宗师必查究倡议主笔之人，即坐罪弟一人可也”7。

而在此之前，邵阳士绅在苏舆的策动下发表文告，将邵阳南学分会会长、《开诚篇》和《发锢篇》作者樊锥驱逐出境。其文告曰：“今因丁酉科拔贡樊锥，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伦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我邑公同会议，于四月十五日，齐集学宫大成殿，祷告至圣孔子先师，立将乱民樊锥驱逐出境，永不容其在籍再行倡乱，并刊刻逐条，四处张贴，播告通省。倘该乱民仍敢在外府州县倡布邪说，煽惑人心，任是如何处治，邵阳并无异论。特此告白。”8同时对南学会邵阳分会章程，及樊锥《开诚篇》一文所谓“悖谬者”，逐一摘条，加按语予以批驳9。此可见湖南人的性格，诚如梁任公所说，湖南真维新人士固多，真守旧人士也多，而且无论维新和守旧，都把事情做到极致。（待续：戊戌变法中的湖南风云（2）引发危机的十大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