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昌彝及其《射鹰楼诗话》

□邹自振

林昌彝（1803年—1876年），字蕙常，又字芗溪，别号茶叟。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五虎山人，家住福州城内南后街。

其父林高汉，本系儒生，后往外洋经商。林昌彝少从母吴氏授读，吴氏督促甚严，使其学业日臻进步。年长后，林昌彝曾绘《一灯课读图》，请同邑林则徐等人题咏，以纪念母亲辛勤督课之劳。后来，他又拜经学家陈寿祺为师，走上了“经世致用”的学术道路。陈寿祺家极富藏书，有八万余卷之多，林昌彝有闲得以遍览群书，并作提要，这为他日后在经学、史地学、文字学、文学诸方面的研究打下牢固的基础。

林昌彝饱通诗文，在福州名气颇大。他曾被近邻林则徐请往家中教读，林则徐的女儿林普晴和女婿沈葆祯都是他的学生。林普晴还为恩师林昌彝代写了《三礼通释》前30卷，在此期间，林昌彝曾应陈寿祺之约修改《福建通志》，还精心撰写了《拟海防十二策》，多方面论述了对付帝国主义的防海之策，表现了强烈的爱国之情。

道光十九年（1839年），林昌彝得中举人，座师是当时的大学者何绍基。以后他曾八次上京会试，但都未中进士。这一时期，他遍游祖国山河，留下了大量赞颂山川之美的佳作。如长篇古风《武夷山大隐屏歌寄家子莱》，雄健淋漓地写出了东南名胜武夷山的千姿百态。

在南北游历中，林昌彝还广交朋友，认识了许多经世致用的学者，如魏源、姚燮、朱琦、汤鹏等。林昌彝与林则徐意气相投，来往甚密，谈诗论事，互相题赠。

鸦片战争失败，林则徐遣戍伊犁，道光皇帝被迫与英帝国主义签订《南京条约》，福州等五地被辟为通商口岸，林昌彝悲痛欲绝。适家有书屋，屋上有楼，面对乌石山积翠寺（当时一度为英人所据）。他目击心伤，因绘《射鹰驱狼图》以见志，并名所居之楼为“射鹰楼”，又在楼头悬一联云：“楼对乌山，半兽蹄鸟迹；图披虎旅，操毒矢强弓。”林则徐曾说：“《射鹰驱狼图》命意甚高，所谓古之伤心人，别有怀抱者也。”文学史家阿英（钱杏邨）指出，“说到反映鸦片战争的诗歌，我们不能忘却《射鹰楼诗话》的作者林昌彝，所谓 ‘射鹰楼’，实际就是‘射英楼’，意思是抗击英国侵略者”。

林昌彝一生最重要的著作即是《射鹰楼诗话》二十四卷。现存咸丰元年（1851年）家刻本。全书论及鸦片战争前后诗人约四百人，诗歌二千余首，特重评述福建诗人之作。书前有温训序，述其体制大旨为，“一则志在射鹰，故前数卷记海口事不惮再可言之；次则在于论诗……又次则专重师友渊源……其于生平师友之片词只字皆悉录之，此孝廉所著诗话之大略也”。

首两卷全为搜集魏源、林则徐、张维屏、朱琦、孙鼎臣等爱国诗人的作品，多反映鸦片战争的史实，保存了不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佳作；并在评论中充满爱国主义精神，表彰这些抗英爱国诗人的民族气节，抨击清政府的妥协投降、腐败无能，显示了诗歌评论的战斗作用。

林昌彝的诗论强调作品要有现实主义内容。首先要求“作诗须有命意，而后讲性情风格”，注重立意；又认为作诗“贵在抱负，方为大家”。把“命意”和“抱负”都视为作诗之要点，主张诗人应把自己的理想和抱负，都贯穿在诗歌创作中，要为社会有所为而作。其次要求诗歌能够发挥“裨益经济，关系运会”的作用，要有益于社会。同时，他也强调诗歌的教化作用，认为“诗歌足以感激人心者，无过忠孝节烈之诗”，主张“凡有关风化者无不痛切之”，即“借诗以正风俗”。

在艺术风格上，林昌彝主张“诸品”齐放，反对模拟古人，独尚一格的偏见。无疑，《射鹰楼诗话》以丰富的思想内容和独到的艺术见解，在中国诗歌批评史上树起了一座巍峨的丰碑。

咸丰三年（1853年），林昌彝向咸丰皇帝进呈所著《三礼通释》280卷，受赐教授之职，先后在建宁、邵武两府司教。但官场的险恶倾轧却使他寒心，他厌恶官场，重视友情，不堪与势利之辈为伍，不久即辞职回乡，曾应邀到广州游历，先在无量寺任教，后讲学海门书院，并应广东督学刘熙载之聘襄校文集。光绪二年（1876年）卒于福州，享年7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