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汪精卫谈抗日：即使抗日胜利中国也会变苏维埃

核心提示：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指在第一次大战被德占领，德败而复兴)。因为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即使乙、丙、丁(指俄、英、美)幸而战胜，我国已在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汪精卫 资料图

本文摘自《抗日战争研究》1999年第1期，作者：蒋永敬（台北政法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原题为：汪精卫的“恐共”与“投日”

汪精卫“恐共”之病，为时甚早。早在20年代初期，孙中山为确定“联俄容共”时，曾与汪及胡汉民、廖仲恺等几位“核心”同志商量时，汪所表示的反对意见，即充分显示了“恐共”之病。汪以为“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廖则赞成“联俄容共”，胡则有条件的赞成之。孙中山告诉大家不必怕，他说：“这一点也在乎我们自己，假如严密了我们的组织，严明了我们的纪律，昌明了我们的主义，任何分子加进来合作，我们都是不怕的。”

1936—1937年间，西安事变之后，国共第二次“合作”即将形成之际，汪又“恐怖”起来了。在其《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讲词中说：

当时兄弟(汪自称)对于西安事变，虽然不知道其中底细，但是看见一国军事领袖(指蒋介石)忽然被共产党联合张学良、杨虎城诸人将他虏住了；忽然又由共产党卖个人情将他放出了；放出之后，蒋先生对张学良、杨虎城狠狠的过不去，而对共产党却一声不哼。兄弟就知道这里头有不可明言的恐怖了。回国以后，看见防共空气顿然消沉，知道大势不好。

汪氏为何有“恐共”之病？研究起来，恐怕话长。简言之，就是孙中山所说的“在乎我们自己”。从反面说，就是蒋介石指称汪的“唯有自己不健全，才有怕他(共)的心理”。蒋且指称受共利用者，始有“恐共”之心。意指1926—1927年间，汪被利用“迎汪复职”而“迎汪倒蒋”，终至与共决裂，斥为“狼心狗肺”。

二

汪因“恐共”而将对日政策连结起来，较早的文献鉴于1932年1月24日汪在南京对法国驻华公使韦礼德(Wilden)所言，谓中国一旦对日本以武力抵抗，必会立即遭致中共军的乘机行动。这年上海“一二八”战役后，政府自江西调蒋鼎文之第九师增援上海受阻，汪即归咎中共军之“跟踪追击”。

1935年5月塘沽协定前，汪以行政院长旋兼外交部长，其对日政策尚主张“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在此之后，即不谈“抵抗”，而只言“交涉”了。盖汪自长城战役失败签订塘沽协定后、对于“抵抗”，已完全失去信心。他在这年11月间致函胡适讨论对日战争问题时，充分显露“恐共”之病。信中说：

如今战争，是经济战争，以现在我国军队，若无经济供给，留驻于沿海沿江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傀儡政府；进入西北内地吗？必然成为无数的土匪。换句话说：绝不能做到比利时(指在第一次大战被德占领，德败而复兴)。因为没有那么简单。那么，即使乙、丙、丁(指俄、英、美)幸而战胜，我国已在一团糟，除了化做苏维埃，便是瓜分或共管。

汪氏之言，证以战后中国之变化，似有“先见之明”。

据汪《十年来和平运动的经过》所述塘沽协定后，即与蒋介石发一通电，主张“治标莫急于清除共匪，治本莫急于生产建设”。表明是将枪口对准中共军；对中日问题，不愿用和平以外的手段解决之。于是酝酿出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即为日本外相广田“三原

则”的提出，“共同防共”便是其中之一。及至1935年秋，日德意“防共协定”开始酝酿，汪以“机不可失”，乃与三国联络进行，以谋中日德意四国建立一条联合“防共”阵线。不意这年11月1日汪在南京被刺受伤，继以辞去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次年2月，赴德养病，仍欲借此进行“共同防共”的使命，据云亦得蒋的同意。不意甫经法国，蒋忽电汪中止进行。事后得知蒋氏变计，派陈立夫赴欧与苏俄方面“勾搭”。汪极愤慨而失望。

汪氏当年“妥日”政策，颇为国人所不满；国民党内部亦颇有反对之声。但与汪氏同调者，在“党国要人”中，实亦不乏其人。据陈立夫在其《成败之鉴》所述，彼与戴季陶曾有“大方针”之商量，以转移日本之侵略政策。其策即谋与日德意联合，使日本采北进战略(对俄)，毋使西进(对华)，并予日本以便利，使两虎相争，以解除中日战争之危机，戴且有意赴日进行。然汪以此策不易做到。

三

1937年11—12月间，中国抗日战争南北战场均告失利，当首都南京失陷前后，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奉其元首希特勒之命，调停中日战争，两度转来日本之议和条件。第一次在11月末，南京尚未失陷；第二次在12月底，南京已陷，条件亦苛。政府要员集于汉口，以为既不能战，即须求和，汪尤极力主和。惟日方条件“非我所能堪”，亦有主战者。山西阎锡山有举足轻重之地位，亦应命来汉商决和战大计。抗战之初，彼属主战且与中共军合作者，今亦变计而主“联合防共”了。据当时之军令部长徐永昌《日记》(1937年12月27日)记阎到武汉后之意见：

晤阎先生，渠对外交，以为非有突破策略不可：即询德使中国加入日德意之防共协定如何？日如允中国加入，自须平等待我；否则，可以证明日之侵我，非为防共(原注：日对列国总以为中国不防共为口实)。午，渠等会议，已决定以此方式答询德使矣。

这正是汪所致力的中日德意四国“联合防共”的阵线；此亦戴季陶、陈立夫的“大方针”。据陈《成败之鉴》记述，此项“大方针”亦在此时向陶德曼提出建议云：“轴心国家应该联合起来，要日本往北进，德国向东进，这才是轴心国家的目标”；“让日本、德国、中国联合起来，先把苏俄打跨”；“苏俄被打垮以后，共产主义就被消灭”。此等“大方针”，似曾经过讨论，然以意见纷歧，致无结果。徐永昌《日记》(1938年1月5日)云：“由近来每个人之主张及日前李德邻(李宗仁)之态度，觉对内之不易言和较对外尤难。”

1938年1月6日，蒋、汪等要员集会，正式讨论和战大计，显然由于蒋的影响，主和声势减弱。首先由汪报告，仍倾向主和，转述德使意见，谓“中俄过于接近，甚失英、美之同情，德国所以盼中日早和者，恐日本消失国力太甚耳”。意即中俄不宜接近，早日与日言和，俾日有力对俄。张群对此略有补充。惟程潜、孔祥熙主张持久抗战(徐永昌评为取悦于蒋)。阎锡山态度亦变，表示“一切应听中枢主张”。白崇禧未发一言，仅对阎云：“今日中国舍俄援无路也。”(见徐永昌《日记》)

四

德使陶德曼调停未成，汪颇责怪蒋为斯大林所左右。汪认为中国只能被动作战而不能自动言和，中受了共产党的“抗战到底”口号所害。迨至1938年10月武汉失陷，国民党内主和之声再起。是月24日王世杰《日记》有云：“闻我军事当局已决定放弃武汉，一切

均在实施中。今日在汪精卫先生处参加谈话会，汪、孔(祥熙)均倾向于和平。”又26日记：“外间盛传和议，汪、孔虽倾向于结束战争，然日人表示坚持以蒋先生下野为先决条件，亦不敢公然作议和之主张。”实际上，汪已暗中与日方进行议和。条件谈妥，乃于12月18日自重庆潜达河内，走上“投日”之路了。

汪之出走“投日”，依照蒋介石之说，实犯了“恐日”、“恐共”之病。且犯此病者，非仅汪等少数人，国民党内与汪同调者大不乏人，不过未随汪氏出走而已。其时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胡景伊曾有《肃清在位之汉奸》之提案，意在反对同情于汪和议主张之人，尤注意张群与陈立夫。为蒋所阻止。然此病不除，中国抗战前途，蒋之领导地位，可能受到影响。故在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上，蒋做了一次长篇的讲话，题为《外交趋势与抗战前途》，对于党内“恐日”、“恐共”之病，作了批判，意在稳定内部动摇心理；对于中俄及国共关系，以及德意日防共协定，作了分析；对于汪氏和他之间的不同意见，做了颇为具体的解释；特别说明“抗战到底”问题，指出“有人(似指汪)以为抗战到底的口号，是共产党害了我们，心理不免恐慌”。蒋则认为依此方针来做，没有什么可怕的。国民党这次全会曾秘密通过了《防制异党活动办法》，显为纾解内部“恐共”心理，出于“自救”的需求。或有认为国民党从此“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不免有所误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