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名无实的“空壳”总统李宗仁何敢要价“划江而治”

核心提示：尽管如此，李宗仁仍有信心，因为他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手里还有一张“和谈”的挡箭牌。他对刘斐颇为自信地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李宗仁 资料图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李涛，原题：“空壳”总统李宗仁何敢要价“划江而治”

时光飞逝，转眼到了1948年秋，中国人民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至年底，国民党军精锐已损失殆尽，蒋家王朝的丧钟已经敲响。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辽沈战役解放了东北全境，淮海战役激战正酣，解放了华东大部，平津战役胜利在即，华北地区已基本解放，北平、天津几座孤城均处于解放军的重重包围之中。

正当蒋介石被前线战事搞得焦头烂额之际，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乘势而起，以“吁和”为名，仿效古人“逼宫”。

12月24日，国民党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给蒋介石发了一封意味深长的“亥敬”电，请求停战以议和，同时宣称非蒋介石下野不能和谈。在南京，时任国民党政府副总统李宗仁也不失时机地发表和平主张，与白崇禧一唱一和。随后，湖北省参议会、河南省参议会，以及湖南省主席程潜等也在李宗仁、白崇禧的授意下，相继来电促蒋介石引退，为与共产党和谈扫平道路……

1949年1月1日，蒋介石发表元旦《文告》，发出了“和平果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的哀鸣，并声称为“以冀弭战消兵解人民倒悬于万一”而甘愿“引退”。

21日，内外交困的蒋介石正式宣布下野，由副总统李宗仁为代总统。当日，蒋介石在写下“冬日饮寒水，雪夜渡断桥”的诗句后，黯然神伤地离开总统府，回老家奉化溪口“归隐”去了。

蒋介石走了。但他并非真的退而为山野之人，只不过是由前台转到了幕后。在奉化溪口，当他逗留在雪窦寺中，或流连于山林泉石之间时，他仍操纵着一切，甚至比在南京时公务更繁忙更紧张了。蒋介石成了世界上最忙的“闲人”。

李宗仁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代总统。然而，他费尽心思得到的却是一个一国三公、四分五裂的烂摊子。自称“从一位闲散的副总统于一夕之间变成‘日理万机’的国家元首”的李宗仁，上台伊始便陷入捉襟见肘的尴尬境地。

原来，蒋介石前脚走，最高军事统帅部后脚就跟到了溪口，孙科的行政院则自动宣布“迁政府于广州”。而顾祝同、何应钦等一班党国干将要员干脆搬到溪口办公，在那里部署长江防御战。军机大事固然惟溪口之命是从，政府各部门一应事务也都要溪口点头，没有蒋介石的认可什么事也办不成。一时间，京沪杭公路上轿车川流不息，各方大员有事无事便往溪口跑。这样，李代总统被孤零零地扔在南京城，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更叫李宗仁大为光火的是，蒋介石将国库银元美钞统统运到台湾，弄得这位李代总统在“执政”期间竟不名一文。

尽管如此，李宗仁仍有信心，因为他背后有美国人的支持，手里还有一张“和谈”的挡箭牌。他对刘斐颇为自信地说：“我想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

当时，李宗仁的最大愿望就是企图与共产党两分天下，划江而治。因此，上台伊始，李宗仁就积极筹备与共产党的“和谈”，藉以延缓国民党政权的灭亡。同时加紧整顿军队，扩充实力，妄图与人民解放军隔江对峙，分庭抗礼。然而，这仅仅是他个人的天真幻想，蒋介石是决不答应的。

李宗仁认为当前面临三大要务，丞待处理：第一，要立即与中共联系，迅速举行和平谈判，结束内战。第二，谋求内部团结，加强民主改革，收拾民心，并阻止解放军渡过长江，求取光荣和平。第三，寻求美援，抑制通货膨胀。

为此，李宗仁立刻致电宋庆龄、李济深以及张澜、章伯钧、张东荪等民主同盟和一些小党派的领袖们，想通过这些平素与他交善的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增加和谈的砝码，“庶几使中共不致毫无顾忌，而将此毫无意义的内战进行到底”。然而，大大出乎李宗仁的意料，这些民主人士早就“无心再来烧国民党的冷灶了”。相反，中国共产党的统战工作更为活跃，在香港的李济深等人纷纷前往北平，参加即将召开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为试探共产党对和谈的反应，李宗仁转而策动南京、上海一带的教育界领袖和颜惠庆、章士钊等社会贤达，组成“人民代表团”，乘专机飞往北平。

2月27日，李宗仁发表文告，表示愿意接受毛泽东主席在1月14日时局声明中提出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谈。电文如下：

润之先生勋鉴：

自政协破裂，继八年对外抗战之后，内战达三年有余。国家元气大伤，人民痛苦万状，弭战谋和已成为今日全国一致之呼声。故自弟主政之日起，即决心以最高之诚意，尽最大之努力，务期促成和平之实现。弟于二十二日所发出之声明，及所致任潮、衡山、伯钧、东荪诸先生之电，计均已早邀亮察。国家今日残破如此之甚，人民痛苦如此之深；田园城市之摧毁，无辜人民之死伤，不可胜计，而妻离子散，啼饥号寒者，复随处皆是。此悉由于战争所招致。以往国共两党在孙中山先生领导下，曾共同致力中国革命，不幸现因政见分歧，阋墙斗起，致使国家人民遭此惨祸，抚今追昔，能不痛心？吾人果认为革命之目的在于增进人民与国家之利益，革命之动机基于大多数人民之意旨，则无论国共两党所持之主张与政见如何不同，在今日之情势下，决无继续诉诸武力，互相砍杀，以加重人民与国家痛苦之理由。现除遵循全国民意，弭战谋和，从事政治解决之外，别无其他途径可循。否则吾人之罪诚将百身莫赎。先生以往曾一再宣示愿意寻求和平解决。现政府方面已从言论与行动上表明和平之诚意，所有以往全国各方人士所要求者，如释放政治犯，开放言论，保障人民自由等，均在逐步实施，事实俱在，何得谓虚？务望先生号召贵党同志，共同迅速促成和谈，即日派遣代表商定地点，开始谈判。战争能早一日停止，即保存万千之国民生命，减少万千之孤儿寡妇。果能共体时艰，开诚相见，一切当可获得解决。贵方所提八项条件，政府方面已承认可以此作为基础，进行和谈，各项问题自均可在谈判中商讨决定。在双方商讨尚未开始之前，即要求对方必须先行执行某项条件，则何能谓之为和谈？以往恩怨是非倘如过分重视，则仇仇相报宁有已时？哀吾同胞，恐无噍类。先生与弟将同为民族千古之罪人矣！抑尤有进者，贵方广播屡谓政府此次倡导和平，为政府与某国勾结之阴谋，此种观点显系基于某种成见而来。弟自抗战迄今，对外政策夙主亲仁善邻，无所轩轾，凡有助于我国之和平建设，均应与之密切合作。今后亦唯有循此原则，以确保东亚和平与我国家之独立自主。先生明达，当引为然。总之，今日之事，非一党一人之荣辱，而为国家命脉，人民生死之所系。弟个人亦决无丝毫成见与得失之心，如能迅消兵革，召致祥和，俾得早卸仔肩，还我初服，固所时刻馨香祷祝者，掬诚布悃，希卓裁见复为幸。

弟李宗仁子感京秘印

也就在这一天，颜惠庆、章士钊、邵力子和江庸组成的“人民代表团”在北平活动了两个星期之后回到南京。李宗仁立即召见他们。

颜惠庆等4人详细向李宗仁汇报了在北平与中共领导人的接触情况，表示中共领导人十分有诚意与南京政府合作，但有两个先决条件：一是南京政府与美国完全断绝关系；二是解决蒋介石反动政府的残军余党。此外，他们还带回了毛泽东写给李宗仁的信件，并转达了毛泽东的口信，“刘仲容先生是桂系的亲信，又是中共的朋友，我们欢迎他前来。”

刘仲容，湖南益阳人，生于1903年。早年在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回国后长期任李宗仁、白崇禧的高级参议。抗日战争期间，积极参加爱国民主运动，曾多次前往延安，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畅谈建议抗日民主统一战线问题，参与发起中国民主政团同盟。由于刘仲容与共产党联系密切，以至于蒋介石、白崇禧甚至连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都视他是共产党员。

李宗仁沉思良久，决定派刘仲容前去与中共接洽，商议和谈的事项，并亲自拟定了五项谈判要义：

一是政府同意以政治方法解决国内一切问题；

二是双方立即组织正式代表团恢复和谈；

三是和谈期间停止一切军事行动；

四是今后国家建设应遵循政治民主、经济平等、军队国家化、人民生活自由等原则；

五是今后外交方针应遵守平等互惠之原则。

刘仲容临行前夕，白崇禧面授机宜：李宗仁代总统后，国共双方都表示愿意和平解决争端，和平气氛有了，希望早日举行和平谈判；今后可以有一个“划江而治”的政治局面，希望中共军队不要渡过长江。国民党军队的主力虽然部分被歼灭，但还有强大的空军、海军和数十万陆军，如果中共硬要渡江，是会吃亏的。而且，既然双方表示愿意和谈。如果中共过了江，打乱了摊子，那就不好谈了。

“见到毛泽东的时候，一定要把这层意思讲清楚，陈明利害。”说到这里，白崇禧再三强调。

随后，白崇禧拿出了他写给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交给刘仲容，并说：“你跟我们十几年，你是我们办外交的能手，相信你这次一定不辱使命，会为我们打算的。”

中共中央与毛泽东对李宗仁的和谈要求十分重视。3月21日，毛泽东亲自起草了致中原局的电报：

“李宗仁、白崇禧的代表刘仲容十六日到汉口，与白崇禧大约需有几天商量，约定二十、二十一、二十二日到驻马店，请你们迅即命令卢声涛科长速往驻马店迎接。刘仲容到时，立即派妥人陪同乘车经徐州、济南、天津至北平市政府叶剑英市长处，愈快愈好……”

3月下旬，刘仲容到达北平。当天，周恩来接见了他，并安排他住在中南海的丰泽园里。当晚，一辆吉普车把刘仲容悄然送到北平西郊的香山脚下，毛泽东要接见他。

双清别墅里，毛泽东谈笑风生。两位湖南老乡亲热地问候寒暄了一番。

话题很快转到和谈上。毛泽东首先询问到南京政府的动向。

“依我看，南京政府有三种人，一种是认识到国民党失败的命运已定，只好求和罢战，这是主和派；一种是主张‘谋和备战’者，他们认为美国一定会出面干涉，和是为了赢得时间，准备再打，这是顽固派；还有一种人，既不敢得罪蒋介石，又不相信共产党，动摇徘徊，非常苦闷，这可以说是苦闷派吧。”刘仲容如实地回答。

毛泽东轻轻点头表示赞许，笑着又问：“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怎样？”

刘仲容继续说：“从历史上看，蒋桂多次兵戎相见，宿怨甚深。现在两家又翻了脸，彼此怀恨。李宗仁、白崇禧知道蒋介石是不甘罢休的，他们既要防范蒋介石的‘暗箭’，又怕共产党把桂系军队吃掉。在这种情况下，只好被迫主张和谈，以谋取‘划江而治’的局面。因此，白崇禧极力希望解放军不要渡江。他估计解放军能够抽出参加渡江作战的不过60万人。认为依据着长江天险以海陆空军固守，解放军想渡江是不那么容易的。”

“白崇禧要我们不过江，这是办不到的。”毛泽东的回答斩钉截铁。

毛泽东吸了口烟，然后接着说：“我们能用于渡江作战的解放军不是60万而是100万，另外还有100万民兵。我们的民兵可不像国民党的民团，我们的民兵是有战斗力的。等我们过了江，江南的广大人民都拥护我们，到那时共产党的力量就更强大了，这是白崇禧没有估计到的吧。”

谈话从晚上8时一直到第二天凌晨3时才结束。

4月3日晚，毛泽东再次接见了刘仲容。会谈中，毛泽东要刘仲容返回南京，继续对李宗仁、白崇禧做工作，争取他们在此重要历史时刻，能认清形势，向人民靠拢。

毛泽东笑着问：“你敢去吗？我可以对你打保票，保证你平安回来。”

刘仲容当即表示：“请毛先生放心，这是我责无旁贷的事。”

毛泽东转向一旁的周恩来：“他们去南京的事，你给安排一下吧。”

随后，毛泽东郑重要求刘仲容转告李宗仁和白崇禧：

一、关于李宗仁的政治地位，可以暂时不动，还是当他的代总统，照样在南京发号施令。

二、关于桂系部队，只要不出击，解放军也不动他，等到将来再具体商谈。至于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是这样，如果他们不出击，由李宗仁做主，可以暂时保留他们的番号，听候协商处理。

三、关于国家统一问题，国共双方正式商谈时，如届时李宗仁出席，毛泽东也亲自出席；如果李宗仁不愿来，由何应钦或白崇禧当代表也可以，中共方面则派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参加，谈判地点在北平，不能在南京。双方协商取得一致意见后，成立中央人民政府。

四、现在双方已经开始和平谈判，美国和蒋介石反动派是不会甘心的，他们一定会插手破坏，希望李宗仁、白崇禧要拿定主意，不要上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的当。

毛泽东话锋一转，说：“白崇禧是喜欢带兵的，他的桂系部队只不过十来万人，将来和谈成功，一旦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建立国防军时，我们可以请他继续带兵，请他指挥30万军队，各尽其才，对国家也有好处嘛。”

“白崇禧要我们的军队不过江，这办不到。我们大军过江以后，如果他感到孤立，也可以退到长沙再看情况；又不行，他还可以退到广西嘛。我们来一个君子协定，只要他不出击，我们三年不进广西，好不好？”

说到这里，毛泽东问刘仲容：“你看，我们是不是煞费苦心呢？之所以这样做，不是我们没有力量打败他们，而是让人民少受点损失。”

刘仲容十分真诚地说：“这样安排，对他们是仁至义尽了。”

坐在一旁的周恩来补充到：“此次去南京，总的原则是：他们同意我们过江，什么都好谈，要抵抗，那是不行的。对他们讲清楚，不要以为我们过了江会孤立，广大人民是站在我们这边的，群众是拥护我们的。”

在刘仲容到达北平之后，4月1日，以张治中为首的南京政府和谈代表团也到达北平。代表团成员还有黄绍竑、邵力子、章士钊、李蒸和刘斐。中国共产党则派出了以周恩来为首的和谈代表团，成员有林祖涵、林彪、叶剑英、李维汉和聂荣臻。因为刘仲容这次来北平是秘密的，所以同南京的和平代表团并无接触。

4月5日午后，南京方面派出中国航空公司飞机飞抵北平。当天下午1时许，刘仲容搭乘这架飞机，在暮色苍茫中到达南京。

一下飞机，刘仲容就马不停蹄地赶到傅厚岗，面见李宗仁，向他一五一十地报告了此次北平之行的经过，并如实地转达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谈话。

接着，刘仲容把一张报纸递给李宗仁。那是4月5日出版的《人民日报》。

“这是我特意从北平带来的。这篇文章很重要，它表达了共产党的方针政策，指明了方向。”刘仲容指着头版一篇名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的社论解释道。

李宗仁认真地看完了文章，一言不发，重重地叹了口气，随即叫秘书给何应钦打电话，请他马上过来听一听刘仲容在北平同中共接洽的情况。

“这好吗？”刘仲容满腹疑惑。

“敬之(何应钦的字)是行政院长，应该让他也听听嘛。”

不一会儿，何应钦出现在门口。一进门，人还未坐下，就问刘仲容：“这次你带回什么消息呀？在那边你见到文白、邵老了吗？”

“没有见面，我是德公(李宗仁)派出去了解情况的。我刚到，正向德公汇报。”刘仲容说。

“据你看，共产党有没有诚意？你见到毛先生没有？”何应钦接着追问。

刘仲容如实回答：“见到了，毛先生说，国共两家打了这些年的仗，该歇歇手了，谈总比打好，这并不是共产党没有力量，而是为了早日结束内战，使地方和人民少受损失。毛先生还说，解放军一定要过江，谁也不能阻挡。他欢迎你和德公到北平直接商谈，协商解决一切问题。”

“我们的代表团不正在那边同他们谈吗？”何应钦一副不以为然的表情。

因摸不清何应钦的心思，刘仲容只好含糊其词，“双方最高当局直接会谈，可能更直截了当些吧。”

4月7日，李宗仁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给毛泽东发出卯阳电：

张长官文白兄转润之先生有道：

自宗仁主政以来，排除万难，决定谋和，悱恻之忱，谅贵党及各位民主人士所共亮察。今届和谈伊始，政府代表既已遭邀茬平，协谈问题，亦已采纳贵方所提八条为基础。宗仁懔于战祸之惨酷，苍生之憔悴，更鉴于人类历史演成之错误，因以虑及和谈困难之焦点，愿秉己饥已溺之怀，更做进一步之表示：凡所谓历史错误足以妨碍和平如所谓战犯也者，纵有汤镬之弄，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至立国大计，决遵孙总理之不朽遗嘱，与贵党携手，并与各民主人士共负努力建设新中国之使命。况复世界风云，日益诡谲，国共合作，尤为迫切。如彼此同守此义，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宗仁何求，今日所冀，惟化干戈为玉帛，登斯民干衽席，耿耿此心，有如白水。特电布悃，诸希亮察。弟李宗仁卯阳印。

8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在香山接见南京政府代表团首席代表张治中，就谈判的有关事宜进行了长达4个小时的会谈。

下午，李宗仁接到了毛泽东的复电：

南京李德邻先生勋鉴：

卯阳电悉。中国共产党对时局主张，具见本年一月十四日声明。贵方既然同意以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则根据此八项原则以求具体实现，自不难获得正确之解决。战犯问题，亦是如此。总以是否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是否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为标准，在此标准下，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本日与张文白先生晤谈时，即曾以此意告之。为着中国人民的解放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始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

毛泽东

1949年4月8日

当晚，张治中打电话向李宗仁报告和谈情况：关于战犯问题，中共已做出了让步，毛泽东表示可以不在和平条款中提出战犯的名字。关于惩治战犯问题，中共也做出了较大的让步，在和平协定中改写成：一切战犯，不问何人，如能认清是非幡然悔悟，出于真心诚意，确有事实表现，因而有利于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之推进，有利于用和平方法解决国内问题者，准予取消战争罪犯，给宽大处理。此外，毛泽东对南京方面特别是李宗仁代总统目前的处境和困难，表示谅解。关于和谈方案，毛泽东表示先由中共方面草拟，拿出方案后，正式谈判就比较容易了。将来签字，如李宗仁、何应钦、于右任、居正、童冠贤等都来参加则更好。

接着，张治中向李宗仁请示：代表团一致认为中共方面已做出了极大的让步，但在解放军过江的问题上却没有丝毫的改变。能否接受这个和平协定？

听到此，李宗仁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一下子被浇上了一瓢冷水，这样看来，和谈成功是非常渺茫的。因为中共坚持要过江，而这一条连他的亲信白崇禧都不能接受，更何况蒋介石了。于是，他再三强调要张治中在谈判中继续坚持“就地停战”、解放军不渡江、不追究战争责任等要求。

9日，白崇禧从武汉匆匆赶到南京后，立即把刘仲容找来问话。

刘仲容又把北平之行的前后经过向白崇禧详细叙述了一遍，说：“当初受您交付的使命，向中共方面提出了关于政治可以过江、军事不要过江的建议。但中共方面态度坚决，坚持政治要过江，军事也要过江，而且很快就要过江。”

“他们一定要过江，那就非打下去不可了，这还谈什么？”白崇禧气呼呼地说。

刘仲容便又把毛泽东的话讲给白崇禧，特别提到如果和谈成功，成立人民政府，毛泽东将请他指挥国防军。

“个人出处，现在不是我考虑的时候，目前要紧的是共产党如果有和平诚意，就立即停止军事行动，不要过江，能让步的我们尽量让步，不能让步的绝对不能让。过江问题为一切问题的前提。中共如在目前‘战斗过江’，和谈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白崇禧自恃尚有实力，认为他的桂系军队能征善战，未伤元气，加之凭借长江天险足可以抵挡解放军过江，对刘仲容的讲话显得十分不耐烦。

“德公和敬之有什么看法？”

刘仲容马上答道：“他们两位都没有表示，就是要同你商量一下。”

“还有什么好商量的？你马上就回北平通话，把我所说的意思转告他们。就这样办。”

见白崇禧有些气急败坏，刘仲容极力劝阻：“就当前的形势看，我们位处下风，共产党是战胜者，进行和谈本来就不易，现在好容易开始谈判，和平还有一线希望，千万要把握这宝贵的时机，不要错过啊！”

但白崇禧仍一意孤行，过分迷信他的军事实力，并幻想美国插手援助，甚至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因此对刘仲容的规劝置若罔闻，根本就听不进去。

见此情景，刘仲容也就不好再谈下去了。

4月12日，刘仲容飞抵北平，立即驱车直驶香山双清别墅，向毛泽东汇报南京之行的情况。

见到刘仲容，毛泽东笑容满面，风趣地说：“我给你打过保票，现在你不是平安归来了吗？”

“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有转变没有？”毛泽东边说边点燃了一枝香烟。

“白崇禧还是顽固地坚持反对解放军渡江，我看是没有什么希望了。”刘仲容的回答有点无可奈何。

“李宗仁呢？”毛泽东吸了口烟，紧跟着问。

“还有争取的可能性。主席，我没能很好地完成您交我的任务……”刘仲容内疚地说。

毛泽东打断了刘仲容的话，“那不关你的事。中共中央已经决定，解放军就要渡江。希望德邻先生在解放军渡江时，不要离开南京，如果认为南京不安全，可以飞到北平来，共产党会以贵宾款待他，那时和谈仍可以继续进行。”

不难看出，毛泽东对李宗仁仍寄予希望，并表示了十分宽大的态度。

13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周恩来作《国内和平协定草案》的说明，并重申了中共对这个草案所持原则。张治中表示愿意就中共所提草案再加研究，并将提出修正案。

15日晚，国共和谈代表团在中南海举行第二次正式会议。

会上，周恩来指出：经过第一次正式会议后，我和文白先生就协定草案全部内容要点再度具体交换了意见。中共代表团尽可能地吸收了南京政府代表团的许多意见，凡是与推进和平事业有利、与中国人民解放有利的意见，我们尽量采纳。并宣布4月20日为签字的最后期限。

经研究，南京政府代表团表示接受《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并决定派黄绍竑和屈武携带文件于次日返回南京请示。

16日，李宗仁召集桂系核心人物开会研究。

会上，李宗仁首先作了悲愤激昂的讲话。他对黄绍竑说：“你回北平告诉张文白(张治中字文白)，叫他向中共代表团力争取消逮捕战犯这一条，我愿意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去北平负荆请罪。内战罪责，由我一人承担，但不要再追究国民政府所属的军政人员过去的罪过。其他条款我们都愿承认，并认真执行……”

但在“解放军过江”这一关键问题上，李宗仁仍是举棋不定。

然而，手握重兵的白崇禧早已下定“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的决心，同黄绍竑围绕签字与否，激烈交锋。结果双方各执己见，争得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李宗仁坐在一旁，听由双方争吵，一言未发。他心里明白，如果他表示同意，就会同军方发生冲突。仍在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只要一句话，就会把他轰下台，甚至有生命之危。如果他不同意，则是自食其言，失信于民。退一步说，即使他批准代表团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也不能保证贯彻实施。

思前想后，李宗仁还是不敢接纳和议，只得将签字权推给了“和谈指导委员会”。同时，为了免受蒋介石迫害，他又派张群携带《国内和平协定》到溪口给蒋介石过目。这实际上等于拒绝签署和平协定。

后来，李宗仁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在南京出任代总统的三个月期间，本抱‘死马当活马医’的态度，欲为不可收拾的残局尽最后的努力，期望息兵，达成和平局面，解人民于倒悬。古人说：‘尽人事而听天命’。但是因环境特殊，蒋先生处处在背后牵制，使我对这匹‘死马’实未能尽应有的努力。”可见，李宗仁当时的苦闷与无耐。

20日，李宗仁、何应钦正式复电北平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人，声明不同意签字。

21日，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强渡长江，以秋风扫落叶之势迅速摧毁国民党军号称“固若金汤”的千里江防。

23日清晨，在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仓皇逃离南京，乘专机飞往桂林。

此时此刻，李宗仁心情凄凉无比，“默坐机上，只闻机声隆隆，震耳欲聋，除此之外，则又似万籁俱寂。瞻前顾后，不觉百感丛生，悲愤无比……”

当晚，人民解放军攻占了国民党反动政府所在地—南京，宣告蒋家王朝的覆灭。

在桂林，李宗仁召集广西军政首脑商讨时局。与会人员一致认为，国民党政权已至末日，积重难返，迟早必然崩溃，决无挽回的可能。因此，纷纷建议李宗仁在广西与中共言和，实现局部的和平。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白崇禧的老师李任仁更是语重心长地规劝李宗仁：“德公，蒋先生在大陆上垮台，尚有一台湾可以负隅，你如在大陆上失败，则一条退路都没有，又何苦坚持到底呢？失败已经注定，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屠刀，却要把这害国害民的内战坚持到底呢？”

李宗仁内心十分矛盾，自觉国民党在“内政、外交、军事、财政，同处绝境，断无起死回生之望”，却又依旧坚持“不成功则成仁”，想做“断头将军”。于是，李宗仁断然拒绝了与中共再度和谈的建议。

不久，白崇禧、李品仙等人也来到桂林，一致反对与中共和谈。白崇禧更是声色俱厉，大骂这些人是投降论者。

在何应钦、阎锡山等人软硬兼施下，李宗仁于5月7日南飞广州，决心“为防止中国赤化，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21日，李宗仁发表《告全国同胞书》，重申“戡乱到底”的决心，号召“反共到底”。

然而此时，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如疾风扫落叶。上海解放，长沙起义，中国人民解放军通往广州的大门已经打开。

在国民党政府风声鹤唳、大厦将倾的岌岌可危关头，蒋介石在暗地里紧锣密鼓，准备第三次“复出”。李宗仁日感孤掌难鸣，决意同蒋介石分道扬镳，各行其是。

6月13日，中华北路广州市政府的迎宾馆，时为李宗仁官邸。

李宗仁与白崇禧派人把刚由北平来到香港的原桂系首领刘斐请来面谈。三人从早上一直谈到深夜。

此时，刘斐已决心与国民党政权彻底决裂，便力劝李宗仁、白崇禧二人不要再执迷不悟，赶快走和平起义的道路！

刘斐对白崇禧说：“为今之计，只有德公下野，因为他已失去代表讲和的资格，而由你率领湘、桂两省军政人员和部队举行局部起义。这样，不仅你们在政治上有出路，而且还可救全多年追随你们的部下，使他们也好有个安顿；否则，你们失败了往国外一跑，他们往哪儿跑呢？”

这本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良策，但忠言逆耳，白崇禧根本听不进去，脱口而出：“汉曹不两立，我除同他们拼到底而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失败就失败，算了！投降起义我不干！”

见此情景，刘斐知道事情已然如此，不能强求，便意味深长地说：“好罢！士各有志，你既宁愿失败，我也不能勉强。不过，我们同过生死，共过患难，在这风雨飘摇船将下沉的时候，我还要向老朋友最后进一忠告：你们如果失败了，就千万不要再到台湾去啦！”

听罢此言，李宗仁勃然变色，暴跳起来，用劲往那张横在他面前的长条桌上猛地一拍，大吼道：“哪个王八蛋才到台湾！”

1949年10月1日，北京。

庄严的时刻到来了。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伴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召唤着海内外的炎黄子孙，激动着亿万中华儿女。

此时，在广州的李宗仁正通过无线电波倾听着来自北京的声音。

11月间，白崇禧指挥的华中部队彻底溃败，李宗仁在政治上和军事上赖以生存的最后一点资本血本无归。

11月20日上午，在新中国诞生的欢呼声中，在人民解放军挥师南下解放全中国的隆隆炮声中，李宗仁怀着无限的惆怅，凄然地离开了祖国，乘专机飞往香港。

12月5日，李宗仁以医治胃病为名飞往美国。不久，定居美国新泽西州，自此开始了长达16年的海外流亡生活。

1950年3月1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复职”。

1954年3月10日，国民党在台北召开“第一届国民大会第二次会议”，宣布罢免李宗仁的副总统职务。（《毛泽东与国民党爱国将领》，李涛编著，长征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