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志华：二战后斯大林想改革 却被百年不遇旱灾断送

核心提示：他对外可以开放，对内却继续收紧。斯大林担心其统治地位动摇，其统治合法性受到挑战。后来又发生了两件事，外部爆发了冷战，内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结果他马上回到了战前的老路。

斯大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新闻网，作者：刘功虎，原题为：《历史学家沈志华谈苏联解体：错过多次改革机会》,本文系节选

斯大林曾想过要改革

沈志华向本报记者提出一个颠覆性的观点：斯大林也曾思考过变革转型，按照西方国家的游戏规则，致力于发展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促成斯大林“思想转弯”的时间节点出现在“二战”后期。

“二战”暂时掩盖了苏联模式的弊端，在某种程度上挽救了斯大林体制，因为那种体制非常适合战争环境。战争的一个重要结果是改变了国际格局，国际关系发生了变化。战前苏联被孤立于国际体系之外，苏联人有一种孤岛意识，这是斯大林模式得以产生的原因之一。“二战”后，苏联进入并参与缔造了国际体系，很多游戏规则是在苏联的参与下制定的。这就为战后苏联的发展道路转轨提供了客观前提。

斯大林对战后安排的考虑，不外乎苏联的安全和发展问题。在当时的国际格局下，这些都离不开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合作。1943年5月斯大林突然宣布解散共产国际，就是一个明确而重大的信号，表明斯大林对战后苏联发展道路的新思考。他很清楚，继续高举世界革命的大旗，与资本主义世界长期对抗，是没有出路的。通过德黑兰、雅尔塔、波茨坦等一系列世界巨头会议，斯大林取得了满意的收获，从地缘政治的角度确立了对战后苏联安全和发展的保障。为此，他答应了西方的条件，在其势力范围内维持议会选举制，在其势力范围外，不输出革命，要求东欧国家建立议会制和多党制，命令法国和意大利共产党放弃武装参加政府，强烈主张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和谈，其目的就是保证与西方合作的政治前提。在这个前提下，苏联可望从美国得到60亿美元的贷款，从德国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为其发展积累资金。

但是，斯大林的努力并没有实现。沈志华正在写一本书——《冷战与重建：斯大林的最后年代》，他看过大量的档案文献后得出的初步结论是，斯大林的对外政策和对内政策是矛盾的。他对外可以开放，对内却继续收紧。斯大林担心其统治地位动摇，其统治合法性受到挑战。后来又发生了两件事，外部爆发了冷战，内部出现了百年不遇的旱灾，结果他马上回到了战前的老路。

勃列日涅夫后期，改无可改

沈志华说，苏联74年历史，大的改革机遇至少有3次。在斯大林之前，因应国内经济紧张和人民不满，列宁曾实行过“市场性质”的新经济政策。由于列宁很快去世，斯大林放弃了这一政策，开创出斯大林模式。斯大林之后是赫鲁晓夫，主张跟美国和平竞赛，国内发展经济，但是他的改革受到制约而不敢放手实施，被随后的政变迅速终结。

苏联进入勃列日涅夫阶段。沈志华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十分奇特，苏联重回到斯大林模式，且将其进一步凝固化。经济上，赫鲁晓夫的探索成果几乎全部抛弃，表面上的经济飞速发展，主要得益于国际能源价格的飙升和不计成本的国家投资。而国力增强和经济繁荣的背后，是商品的严重短缺和百姓生活水准的相对落后。

在领导体制和干部制度上，苏共干部队伍中形成以利益为诉求的官僚集团。军工、石油、外贸、农业、教育、卫生等等部门高官各自为政、各霸一方。与此同时，是社会的碎片化和道德体系的全面崩溃。

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苏联社会到了令人难以容忍的地步，以权谋私现象普遍存在，人们失去了社会公德意识。除了官员以权谋私外，“差不多所有的苏联公民（其中包括党和政府的官员以及警察），都参与这种形式的非法或伪合法的经济活动”。人们生活水平的增长中止，住宅、商店、幼儿园、学校等社会建设骤然放慢。看不到希望的苏联人借用酒精麻醉自己，到1970年代末，苏联酗酒者比1960年代增加了一倍。1978年有近900万酗酒者进过警察局，超过600万人进过醒酒所。

“勃列日涅夫遭遇和造成的困境超乎外界想象，外界的人们只看到其光鲜一面，而看不到此时的苏共已失去了创新能力。”沈志华说，勃列日涅夫时期堵塞了经济转型、政治转型和社会转型的所有通道，苏联丧失了调整和改革的最后机会。

“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

勃列日涅夫时期，许多地方领导人希望国家发生变化。“他们这些州党委和边疆区党委的第一书记……从自己的角度看到国家的问题日益严重，为了解决这些问题自己日夜辛劳，其中许多人对于莫斯科那些头面人物的镇静自若，感到无法理解和接受”。他们是苏共党内要求改革的力量。但是，他们最初并不敢公开提出批评，也不可能有方针政策上的改变。

有俄国学者早已意识到，研究苏联解体的人们通常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上世纪80年代后半期，强调戈尔巴乔夫“改革”不当，但其实那些企图改变苏联局势、修正国内局势的力量所开展的活动，不但以前早已有之，而且实际上为后来发生的诸多变化作好了准备。

在苏联巨变前十年间，人们对苏联模式的怀疑情绪越来越重。1985年6月18日，保加利亚领导人日夫科夫在给戈尔巴乔夫的信中写道：几十年来，西方在经济上超过了我们，而我们继续跟在它们后面走，这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社会主义制度几十年还达不到前列？我们的科学成果竟很快地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公司首先掌握和应用，这岂非咄咄怪事？

“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原本只是想对病人进行手术，结果发现是癌症晚期，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沈志华表示。

请你吃饭 不是因为好客

沈志华的上海公寓远离繁华市区，地处闵行，面积不大，没有书房，也没有独立餐厅。我们的面谈在餐桌两侧进行，谈完了端上早已做好的饭菜。

“我请你吃饭，可不是因为我特别热情好客啊，我只是没办法匀出成块的时间与你聊天。”沈老师直率地指出“真相”。

他每天早晨四点起床做研究，中午小睡一会。小区很安静，环境不错，他却很少下楼散步锻炼。有一次他在北京接受媒体采访，全过程是在车上完成的：从市区开往他位于大兴的别墅，来回需要约三个小时，等到停车，话题全部谈完，记者掉头打道回府。他觉得那样很好，可以节约出大量时间进行研究和写作。

沈志华是一位颇富传奇色彩的学者，当过兵，坐过牢，经过商，用辛苦赚来的一百多万元到俄国买档案。二十多年来，他的冷战史研究已卓然成家，他领导下的华东师大冷战史研究中心目前是世界四大冷战史研究机构之一。

“我这个人擅长做实证研究，我觉得史实优先于史观，把事实搞清楚了，价值判断交给读者。读者都不傻，是不是？”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接触多了历史真相，自会产生平和、贴切的历史认识，懂得审慎和克制，不做无谓的拔高和无谓的争辩，不胡乱跑马。

他几乎每出一本书都成了畅销书。记者半开玩笑问他，出书的利润报酬是否已经让他收回了“投资成本”，他摇摇头：“怎么可能呢？”

沈志华的成就感何在？他一边扒饭，一边认真作答：“每当从档案、书籍中获得一个新发现，打通了一个老大疑惑，我就特别开心，特别有成就感。”六十出头的他身体敦实，笑容憨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