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推理小说为何与欧美、日本的差距这么大？具备这点才能崛起

文｜冯璐

“这是我所能想到最纯粹的爱情，最好的诡计”。据说这是东野圭吾对自己的作品《嫌疑人X的献身》的评价。2006年，这本小说破天荒地斩获“这本小说了不起”“本格推理小说Top 10”“周刊文艺推理小说Top 10”三大日本主流推理小说排行榜年度总冠军，创造了历史。也正是凭借这部作品，在连续五次与直木奖擦肩而过后，东野圭吾终于摘掉了“最被直木奖厌恶的男人”的帽子。

事实上，这已经不是推理小说第一次问鼎这项文学权威大奖。在此之前，桐野夏生、京极夏彦等人都曾凭借各自作品获此殊荣。据统计，在日本，每年新出版的推理小说数以千计，加上以连载形式刊登的作品，被形容为通俗文学的半壁江山只怕毫不为过。

《嫌疑人X的献身》剧照

相比一衣带水的邻国，现代中国推理小说的发展则乏善可陈。古代公案小说中浓厚的传统直观思维，本就与推理小说坚信的理性力量水火不容，更遑论成为其发展的助推器。这一点最直观的体现便是在柯南·道尔的笔下，福尔摩斯已经具备了高超的药剂学、痕迹学与心理学知识，而稍早十几年的中国公案小说中青天大老爷们还在使用类似钓鱼执法与刑讯逼供的原始手段，打着“惩恶扬善”的旗号，只要犯人签字画押便万事大吉。

西风东渐时期的中国推理曾走过以译述为先声、模仿欧美风格的道路：1914年，受福尔摩斯模式的影响，程小青发表了以侦探霍桑为主角的短篇故事《灯光人影》，并在两年后应中华书局的邀请加入翻译《福尔摩斯探案全集》的工作。这部全集因其翻译严谨和注释详尽广受好评，短短20年内再版19次，此时侦探小说的前景可谓一片大好。

《新福尔摩斯》剧照

令人始料未及的是，中国推理并没有像日本一般稳扎稳打，披荆斩棘，反而停下了前进的脚步。正如苏联学者阿达莫夫指出的：“侦探题材是文学体裁中唯一在资本主义社会内部形成，并被这个社会带进文学中来的……法律战胜违法行为，秩序战胜混乱，保护者战胜违法者……侦探题材就其内容来看，完完全全是资产阶级的。”这样的描述虽然不免有过分夸大侦探小说的嫌疑，但不可否认，它确实一针见血地指出了侦探小说的发展所不可缺少的外界因素，即社会经济水平。

纵观侦探小说的发展史，侦探文学总与地区经济的高歌猛进相伴相生：福尔摩斯出生的时代，英国正凭借工业革命的胜利果实一跃成为“日不落帝国”；美国取代英国成为世界霸主之后，钱德勒、布洛克等人的硬汉小说风靡一时；二战后日本经济的崛起更直接催生了以松本清张为代表的社会派推理小说……而20世纪初的中国风雨飘摇，农业经济尚处于主导地位，只有寥寥几个沿海城市相对发达开放，对于植根城市文明与法制意识的推理小说来说本就根基薄弱，接下来的半个世纪中，持续的战火更将最后一点经济基础与法制意识燃为灰烬，这对于还在萌芽时期的中国推理文学不啻灭顶之灾。

《狄仁杰之四大天王》剧照

随着法制建设的推进与城市化的发展，推理文学在中国也终于有些“步入正轨”的样子。2006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50余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南海出版公司的《嫌疑人X的献身》短短一年内销量突破10万，国内也涌现出紫金陈、雷米、呼延云等年轻一代的推理作家，其中一些作品还作为热门IP被搬上银幕。这一切都说明中国已经拥有了数量可观的读者群和适合推理文学生长的环境。“中国式的推理小说必须产生在中国的社会现实生活的土壤之上。”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的独特元素，与欧美日系分庭抗礼，中国推理还走在上下求索的路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