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问答：东林党到底是些什么人，究竟代表谁的利益？｜文史宴
文/桓大司马
十几年前，网络的现代阉党掀起了一股为阉党翻案的风潮。
这一波风潮有一个过程，首先是林洛的《明朝灭亡的真相》，因为见识肤浅，认为明亡东林党的责任跟阉党差不多；然后杜车别在天涯煮酒蓄意断章取义、移花接木，得出“明朝皇帝个个英明”、“东林党代表东南巨商不交税导致明朝没钱灭亡”的奇葩观点；接下来灰熊猫的穿越小说《窃明》大火，该书大量捏造史料，各种猛料张口就编，把东林党黑出翔；在民间有巨大反响的通俗读物《明朝那些事儿》因为史识不精，虽然没有蓄意捏造，但写作时思路不可避免的受到杜车别之流的影响，又从而影响到了广大读者。
时至今日，现代阉党已经成功，“东林党跟阉党差不多”、“东林党比阉党更可恶”俨然成了网络上谈论明史时的主要观点。
现代阉党是有组织的，打压东林抬举阉党是有映射的。大司马近期大量阅读明末史料后，决定写一组文章，正本清源，从全方位批驳现代阉党的观点，扭转大众被现代阉党误导的印象。也回答用户曲辕栎树的7月份的提问。
这是第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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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江南富商的代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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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谈东林党和阉党的功过是非，首要的是界定概念。现代阉党在这方面最是有意混淆概念，只要是个文官就说是东林党，把既非东林也非阉党的人的犯的错甩给东林党，来贬低东林。
另外，东林是文官，阉党也不是太监，阉党是党附于太监的文官集团，所以是以文官为主，朝中并不是只有东林和阉党，还有一些中立派。现代阉党喜欢把既非东林也非阉党的人的功劳归给阉党，甚至把犯错的阉党人物直接说成是东林党（如袁应泰、张鹤鸣），来抬高阉党。
那么东林党究竟是什么呢？东林党以较正直的中下层官吏为主，因为反对皇帝、太监和内阁的弊政，逐渐走到一起，形成的政治集团。
东林党与阉党都是文官
现代阉党有一个观点“东林代表江南大商人利益，个个富得流油却抗拒商税，导致明朝国库没钱，因此灭亡”，现在已经深入人心。然而事实上这是胡编乱造的鬼扯，东林士人绝大部分出身于中产之家而已。
他们都是中小地主，但有些人家里也兼营点小商业，总体上来说家产不多。如东林领袖顾宪成的家产不过三百亩地，还要跟兄弟均分；高攀龙家产不过一两百两银子；李三才的父亲不过是个小布商；魏大中家产不过七十亩地，还破产了，后来才赎回来；周顺昌只有半顷恶田。
这样的家产状况顶多只能说是中产阶级，还有更穷的，邹元标家里就很穷（食贫）；顾大章家连奶妈都请不起；缪昌期家里破产，连参加科举的盘缠都是朋友资助的；杨涟考上进士前要自己种地，差点累死在地头上。
也有官宦子弟，但也基本上是中小官吏，如赵南星、叶向高，但他们的上一辈多是同知（五品）、知县（七品）一级的中小官员，而且是清官，家产也十分有限。
除李三才等极少数人外，东林人士基本都是清官，死时家产也不会比继承的祖业多多少。
所以东林人士代表的是中产阶级和贫民的利益，并没有代表江南大商人的利益，相反东林人士的对立面倒多是大商人出身。
明朝皇权极强，皇权派生出来的宗室、外戚、宦官利用特权垄断商业，兼并田地，与民争利，皇帝还生怕他们过得不够好，万历给李太后的老爹李伟赐田七百顷，郑贵妃的弟弟郑国泰一次赐田三百顷。东林排击的许多内阁大学士则家大业大，内阁首辅王锡爵出身江南巨商，有田万顷，奴仆千人；内阁首辅朱赓是绍兴山阴人，父亲是知州，自己也不廉洁，把山阴县的良田美宅全部侵占，有奴仆几千人。
这些人，皇亲国戚不用上税，内阁辅臣凭权势逃税，还庇护其亲戚党羽逃税，东林人士反而是建议要少给皇亲国戚赐田，要向富商豪绅收税，免得他们把税收转嫁给百姓的呢！
好，现代阉党一个重要的理论基石已经推翻了。
东林党是朋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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称东林人士为“东林党”，其实是阉党的一种抹黑。因为中国古代讲究“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党”的含义是指没有原则，只凭利益关系结合的朋党，这么说起来阉党倒确实是“党”，东林却不然。
北宋欧阳修的《朋党论》有一段至理名言，他认为小人之党是利益结合起来的党，所维护的只是自身利益，毫无原则，为了利益可以互相戕害：
小人之所好者，禄利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
而君子则是因为理想相近，原则相同，为维护原则，看上去像是朋党，其实不是：
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始终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当红穿越小说《宰执天下》对欧阳修这番话冷嘲热讽，有“欧阳修这白痴生怕皇帝不知道他们这些君子也结党，活该被撸”之类的说法，很没有道理。皇帝从本质上当然不喜欢有原则的大臣，因为原则会限制其肆无忌惮的行使皇权，如果大臣们抱团维护原则，对皇权的限制就更甚，问题是你又不是太监，干吗非要站在皇帝的角度看问题？你是为皇帝说话还是为人民说话？
欧阳修
士族政治衰败后，尽显文官对皇权的无奈
东林人士就是孔子说的“君子群而不党”、欧阳修说的“君子之朋”，其行为更像是有纲领的政党，而非无原则的朋党，当然其组织度比现代政党还差的远，因为在专制帝国是无法合法的组党的。
东林人士的施政纲领就是程朱理学。大部分东林人士一直服膺程朱理学，少部分则原本是阳明心学信徒，但因为明朝局势日坏，认为阳明心学对现实政治的匡救不及理学，所以转而投入理学的怀抱。
程朱理学是一个道德保守主义学派，注重道德的垂范作用，在政治上的构想是把皇帝培养成符合儒家伦理的正人君子，这样即便皇权再强皇帝也不会去作恶，专制皇权的危险性就这样被解决了。
程朱理学其实是入宋以后，尤其是宋神宗到宋高宗时代皇权高涨，整个社会无法加以限制，“外王”之路已经彻底封闭，所以只好转向“内圣”，寄希望于通过改造皇帝本人来限制皇权的危害，实际上是一种无奈的办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虽然成为了元明清的官方意识形态，但皇帝大部分时候对程朱理学是阳奉阴违。而且为了跟皇帝妥协，程朱理学在哲学上承认专制皇权是宇宙规律，不可非议，则更是得不偿失。但在专制皇权已经无法限制的时代，程朱理学还想出了这么一套办法来限制，也算是聊胜于无了。
入明以后，随着皇权恶性扩张，儒生们要限制皇权，只剩下程朱理学这个武器，但状况也十分不理想，在大礼议等战役中儒生出身的大臣们都败下阵来。随着一次又一次的挫折，许多大臣明白了皇权是无法对抗的，转而依附皇权，被皇权驯化。但科道言官作为检察官一般的“正义的化身”，则许多人仍在坚守理学，在原则问题上与皇帝、宗室、外戚、太监这一揽子皇权集团，以及被皇帝驯化的内阁辅臣抗争。
现代阉党又有一说“东林党把持言路，实现自己不可告人的目的”，也是胡编乱造，误人之论。农民出身的朱元璋，其祖制有一定的民粹倾向，原本是准许一切人等上言的，《大明会典·建言》中明文规定：
按祖训，大小官员并百工技艺之人，应有可言之事，许直至御前奏闻，其言当理，即付所司施行，诸衙门毋得阻滞，违者即同奸论。
但到张居正专权和明神宗专制时，做了一些违背伦理之事，因此阻塞言路，不许人提意见，如张居正捣毁天下书院，又将言官划归内阁管辖和考核，万历帝则伙同申时行下诏：
诸曹建言，止及所司职掌，仍听其长择而进之，不得专达。
这就是说只有言官因为其本身指责是风闻言事，可以提任何意见，而其他六部等官员在只准提本职工作方面的意见，本职工作之外不准建言。按现代阉党的说法，东林人士现在就可以堂而皇之的把持言路了，岂不是该对万历帝和申时行大大的拥护？其实不然，以科道言官为主力的东林人士对此反而大加反对，赵南星在给高从云的信中说：
官守言责，盖言人臣之职有此二者，非分为二也。……但恐人不肯言，故设不得不言之者，非言官之外便不得言也。
可见东林人士不但不想把持言路，反而想要朝廷放开言路，让各阶层、各地域的士绅百姓都能上言，表达自身利益。至此，现代阉党的又一理论基石被灭得渣都不剩。
东林人士的做派，理所当然受到了皇帝和内阁的打击，很多人被罢官，于是退而回乡，在家乡重建被张居正捣毁的书院，进行讲学。其中最有名的是无锡高攀龙、顾宪成主持的东林书院，此外还有邹元标主持的江右书院，汪应蛟主持的徽州书院，冯从吾主持的关中书院，其影响范围遍及南北，并不是如现代阉党所说“代表江南大富商的利益”、“祸害西北导致农民起义”。
东林党得名的由来
因为东林书院名声最大，江南地区也确实因为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是书院最多的地方，无形中助长了东林书院的声势，所以后来这些理学人士都被阉党称为“东林党”。
东林党化的三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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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从张居正执政时反对改革中的一些弊端算起，到天下书院复兴为止，是其第一阶段——萌芽阶段，在这个阶段，东林人士不存在抱团意识，只是志同道合的有识之士因为程朱理学的原则不约而同的反对某些事情，又不约而同的遭到打压，是完全无“党”的。
复兴以后的这些书院基本上以程朱理学为宗旨，强化了理学人士的同志意识，于是党派意识渐渐萌生。如理学士人史孟麟在《感时憎病不能趋命供职疏》中说“党之一字，则前代奸邪害君子之名”，“若必以同道之朋为党”，“则触忤相同，意见相合”都是“党”了，但这样的党是“公党”，跟内阁辅臣那种以利相合的“私党”不同，公党没有问题；赵南星在老家宅子里建了一个“思党亭”；高攀龙在《朋党说》中更是深入分析：
党有偏党之党，有党类之党。偏党之党，则君子不党之党也；党类之党，则各于其党之党也。偏党之党不可有，党类之党不容无。君子之相与也，取其大节，掩其小疵，破末俗之雷同，持必察之独见。小人以君子为偏党，岂偏党乎哉！
这种从宋代以来“君子小人”的分法令很多人感到腻味，但其实是有道理在的。在宋代，皇权虽然实际上已经无法制约，但因为北宋前期的皇帝还没适应，没有蓄意用皇权来劣化社会，所以皇权的危害性还不那么明显，所以北宋的“君子小人之争”虽然很有预见性，但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是可议的，倾向于皇权的“小人”危害也没那么大，有些还很有能。但到了明朝，皇权对社会劣化已经基本完成（最后一脚由满清完成），投靠皇权的“小人”危害已经十分明显，对国事也基本不能发挥积极作用，所以“君子”对“小人”的批判，在明代比宋代合理性更高。
当然，基于程朱理学本身的弱点，即便是“君子之党”也无法制约皇权，也还有很大的问题，但毕竟比“小人之党”要负责任得多，对国事的积极作用要大得多。大家看到这里可以稍安勿躁，关于阉党与东林党在具体国事里的作为，我们在接下来的文章里会详谈。
这些以书院为纽带的读书人，虽然已经有了党派意识，但是也还是很弱的。各大书院的宗旨都是不谈政治，只讲程朱理学的忠孝之道，其思路是只要官员都是忠臣孝子，政治自然变好，大家可以说是“忠孝同好者”、“忠孝俱乐部”成员，以“忠孝”而非利益联结在一起，并非朋党，但离政党也还差得远。
到明神宗晚期，因为朝局变化，当年被罢官的一些东林人士得以复职，并且朝廷上有更多人甚至一些内阁辅臣如叶向高、王家屏等也比较认同东林人士的理念，东林人士在朝堂上的实力有所增加，他们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也为了维护儒家礼制也就是他们坚持的原则，使用了一些手段扶持明神宗的嫡长子朱常洛，瓦解齐楚浙党的同盟，终于在明光宗朱常洛即位后取得了政治主导权。
这一阶段，东林人士有了一些党派行为，可以算是第二阶段——成形阶段，但这个阶段的东林依然是很松散的，表现在很多问题上步调不一致，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才能在一些错综复杂的史事上不被现代阉党误导。
如对于楚党（后来阉党的来源之一）出身的熊廷弼，广宁之败后大多数东林党是保的，也有少数是批判的，于是现代阉党揪住这少数的几个人，就说东林党迫害熊廷弼，导致辽事糜烂什么的来带节奏。
熊廷弼是被阉党而非东林党害死的
另外，有个别号称东林的人其实脚踏两只船，不算纯粹的东林，比如造成广宁之败的王化贞，虽然是东林叶向高的门生，但同时跟宣党（后来阉党的来源之一）的兵部尚书张鹤鸣关系不错，广宁之战完全按张鹤鸣的部署来打；钱谦益既是东林后进，也与后来阉党的大佬冯铨关系不错。
东林党又不是政党，没什么党内纪律，而且党同伐异远不如阉党， 不会因为你跟阉党关系好就把你开除党籍。这些人自称东林，别人也就把他们看成东林了。实际上他们是些墙头草，看哪头强就往哪头跑，但这在东林里面只是极少数人。
等到天启四年魏忠贤残杀东林人士以后，东林党实际上已经式微，崇祯初年江南兴起的复社，虽然号称继承东林党的衣钵，但跟东林已经大异其趣。东林讲学不谈政治，复社讲学大谈政治；东林讲的是程朱理学，试图熏陶人的性理，复社讲的则是汉代经学，试图在实际政治中有所作为。复社虽然跟东林残余虽然有互相援手之时，但两者已经是两个团体，硬要拉上关系的话，可以说复社是东林的第三阶段——结党阶段。
为了在乌烟瘴气的崇祯朝争朝堂上的一席之地，复社有时候会使用一些不那么光明的手段，有时候跟阉党也不会像东林那样冰炭不同炉，而是有所妥协，对原则也不如老东林那么坚持，复社为了迅速扩大声势，对入社的人把关不严，也混进来少数败类，现代阉党抓住复社成员的一些劣迹，如获至宝，一股脑往东林党头上堆。但这是不公平的，岳飞死后岳家军被皇帝搞残，在完颜亮南侵时完全不能打，难道就能以此反推岳飞不能打，赵构很光明吗？
可以说复社是东林的劣化，但在阉党那样毫无底线的迫害手段面前，为了生存和斗争被拉低底线在所难免，这依然是阉党的锅。而且即便复社比东林有所劣化，其作为仍然远不是阉党可以企及的。复社的具体作为后面会有专门文章谈。
那么，东林和复社既然只是一群书生，为什么会获得巨大的能量？答曰：得道多助。且留待下一篇文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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