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辛德勇｜巫蛊之祸真相：汉武帝确曾遭亲儿子诅咒

近期，北京大学辛德勇教授著《制造汉武帝》再版（增订本，正文后添附两篇作者新的文稿）。就该书的相关话题，凤凰网记者专访了辛德勇教授，以下是采访实录。

辛德勇教授

1、您的《制造汉武帝》在三年之后出了新的增订本。您在增订本中增加了哪些内容？为什么会增加这些内容？

答：

很高兴接受您的采访。关于这本小书，有很多让我想不到的事情。

《制造汉武帝》本身是一本学术性很强的书籍，写法也很专业，原来是一篇篇幅稍长的论文，并没有想到会作为专书来出版。出版这本小册子，首先要感谢三联书店的副总编辑舒炜先生。舒炜先生读到我在《清华大学学报》上刊出的这篇文稿后，主动联系我，帮助出版了这部书。这是第一件让我想不到的事情，没想到竟然出版了这样一本书。

同样都是历史学研究人员，也是各有各的专业。某个学者深入研究很专门的历史问题，其他不研究这一问题的人，通常是不会多加关心的；现在生活节奏快，学术研究之外大家忙的事情还有很多，关注别人专题研究的人自然愈加稀少。可是，我这部书出版后，却受到很多历史学者的关注，这是第二件让我想不到的事情。众多历史学者对它的关注，既有对结论的惊讶，也有对方法的诧异。当然，讶异之余，有的人接受了我的观点和论证，也有的人感到难以接受，以为拙说不能成立。这是学术研究中很正常的现象，也是一个新观点面世时必然要经历的场面，不足为怪。

让我意想不到的第三件事，是在专业历史学者之外，这本小书还引起了社会公众的广泛关注。《制造汉武帝》初版于2015年10月，当时印了7，000册；很快，在2016年5月又印刷了第二次，加印了4，000册。这样，先后两次总共印行了11，000册，而且很快就又售罄了。对于专业性如此之强的这部小书来说，印行的数量实在是很大的。这当然是缘于社会上有一大批较高层次的普通读者在关注此书，阅读此书。

不管是专业历史学者的关注，还是普通历史爱好者的关注，关注的人多了，读者们产生的疑惑以及对拙见的质疑和反对，也随之增多。

刚刚出版的这个《制造汉武帝》的增订本，一下子就又印了10，000册。一方面是由于前两次的印本已经售罄一段时间，可还是求之者众，不能不增印新本，以满足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针对读者的疑惑、质疑和反对意见，也应该在新的印本里做出适当的回应，这样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我的认识，而这些就是所谓“增订”的内容。

在这个增订本中，主要是在正文后面添附了两篇文稿。

一篇是《汉武帝太子据施行巫蛊事述说》，这是一篇专题论文，主要是对初版本中所说卫太子确实对乃父施行了巫蛊这一提法做出补充论述，因为许多读者觉得此事匪夷所思，不得不具体加以说明。

另一篇是《〈制造汉武帝〉的后话》，这是一篇讲演稿，直接针对人们的疑惑、评议、质疑和批评意见，比较系统、也比较全面地阐述了我的旨意、态度和看法，但并不是和其他持不同意见的人讨论相关问题。附加这篇讲稿，可以帮助那些想要了解我的读者更加准确地认识我的治学旨趣，而不是为了让所有读者都接受我的观点。

2、一直以来我们从历史课本中得到的知识都是，在汉武帝晚年，皇后卫子夫、太子刘据都冤死于“巫蛊之祸”。您的观点是太子确实对汉武帝实行了巫蛊，这让很多人觉得无法接受。您能谈一谈，作为父子至亲，太子刘据为什么要下蛊诅咒汉武帝吗？

答：

历史课本中有很多内容，存在值得探讨的地方，大学、中学、小学的教科书中，不同程度地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很多大家习以为常的基本史事，若是深入追究起来，却很有可能完全不符合历史实际。例如，前些年我受邀参与中国历史课本的审订，发现很多种课本中都把“还我河山”那几个字的拓片，当作岳飞的真迹印在书上，而这实际上是民国时期人伪造出来的赝品。在我看来，您讲的中国历史课本中关于“巫蛊之祸”的叙述，就同样存在很大问题。

民国前期童世亨伪造所谓岳飞书“还我河山”刻石拓本（据童世亨编著《中学适用中国统一形势一览图》）

关于卫太子在“巫蛊之祸”中的实际作为，各位朋友可以看我在《制造汉武帝》增订本中的叙述，在这里就不再展开讲说了。下面，我就简单谈一谈太子刘据为什么要下蛊诅咒汉武帝这一问题。

首先，父子至亲而在特殊的利害得失面前操刀相向，古今中外都不乏其例，这本来就是人性中的必有之义，一点儿也不值得奇怪。专制体制，权力的绝对性往往会使当事者失去回旋的余地，在当政者与继位者之间，尤其容易发生这样的血腥故事。

其次，汉武帝暴虐异常又猜忌成性，不但四处出兵，致使生灵涂炭，其横征暴敛，也弄得民不聊生，而且举朝上下的官员和他身边的亲人，也是官官自危，人人自危。像以鞍马骑射出身的公孙贺，在被擢任为丞相的时候，鉴于前面几任丞相都被汉武帝治罪整死，竟然吓得长跪不起，顿首涕泣，不肯接受印绶。汉武帝置之不理，离座而去，他才不得不勉任其职。别人看了奇怪，问公孙贺为什么不喜反悲，他不禁哀叹此生“从是殆矣”，也就是“小命即将交待在丞相的位置上了”。果然公孙贺很快就死在了这一官位之上，实际上是所谓“巫蛊之祸”的第一位受害者。无可奈何之中，几乎人人盼望汉武帝速死。他身边的官员和家人，像陈皇后和公孙贺子公孙敬声、丞相刘屈氂，就都通过巫蛊之术，诅咒他死亡。

明白这些情况，也就很容易理解，当时的情况，不是卫太子刘据冷酷无情，而是汉武帝太坏，祸国殃民，丧尽人心，该死不死。诅咒汉武帝刘彻早一天死去，是人心所向，这是卫太子对他行用巫蛊的大前提、大背景。因此，站在天下苍生的立场上看，卫太子做的并不是什么坏事。尽管卫太子也未必有什么不同于乃父的仁慈的政治路线，但汉武帝实在太坏了，再坏过他也不容易了，让这个最坏的坏蛋先完蛋，终归不会是什么坏事。我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提到的南朝宋文帝刘义隆，与汉武帝一样暴虐而又猜忌险刻，结果逼迫其太子刘劭和长女东阳公主竟不得不行用蛊术咒其死掉，刘劭且最终兴兵弑父，果断地干掉了自己的混蛋老子。

具体地讲，卫太子当时面临着被汉武帝废黜储位的危险。在他的生母卫皇后年长色衰之后，汉武帝后宫当中，先后有王夫人、李夫人、李姬、尹婕妤和赵婕妤等相继得宠，王夫人和李姬还都为武帝育有皇子，因而不管是卫皇后，还是卫太子，随时都有可能被汉武帝废掉现有的位置。更为严重的危险，是在巫蛊之变发生之前三年的太始三年（-94年），正在大受汉武帝宠幸的赵婕妤，生下一个儿子，这就是后来的汉昭帝。据说昭帝是赵婕妤“任身十四月乃生”。晚产这本来可能给新生儿带来问题，可老年得少子的汉武帝却是欣幸不已，把这视作是天降圣子，说什么“闻昔尧十四月而生”，于是命名赵婕妤生子时临近的那座宫门为“尧母门”。尧是上古的神圣帝王，尧母生出来的儿子当然只能是帝尧，可见汉武帝在后来的昭帝甫一出生之际，就萌生了废黜卫太子而令其取而代之的意图。

这对于卫太子以及乃母卫皇后来说，显然是临头的大祸。事情已经到了无可回避的地步，总要想个办法，有所应对，而由于汉武帝的严酷控制，卫皇后和卫太子这母子俩在当时实际上是束手无策。只有汉武帝马上死去，他们才能够从灾祸中得到解脱。困窘中的卫太子，能够做的，只有按照当时人的通行做法，行用巫蛊之术以诅咒汉武帝快快死去——这就是卫太子对汉武帝施行巫蛊之术的基本原因。

3、您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指出，汉武帝晚年发布的“轮台诏书”并非“罪己诏”；太子刘据与汉武帝并没有治国路线的冲突。那汉武帝晚年真实的治国路线究竟是什么呢？

答：

对，这一点是我在《制造汉武帝》一书中论述的一个基本问题，不需要详细在这里讲说。现在颇有一些人喜谈《盐铁论》，我想只要不带成见地读过一遍《盐铁论》，很多人都会理解，我对这一问题的看法，是符合历史实际的。简单地说，即汉武帝并没有像司马光所说的那样，在他的晚年，幡然悔悟，改而实行了一条与其前期截然不同的新的治国路线。这条所谓新的治国路线，也可以像一些学者那样，把它表述为符合儒家政治理想的“守文”的路线。

《中华再造善本》丛书影印国家图书馆藏明弘治十四年涂祯刻本《盐铁论》

我的看法很简单，汉武帝一生都在祸国殃民，终其一生，并没有做出根本性的改变。其祸国殃民的具体表现，就是通过盐铁专卖、均输等措施疯狂搜刮民财，而且严刑峻法，压迫民众；同时，还大量徵发民众从军，四方出击，扩张领土，不仅耗费巨额资材，还使无数生灵涂炭。

在其晚年，对外出征作战虽然明显减少，但这并不是其治国路线发生了改变，而是汉朝的疆域已经达到中原政权所能扩张的极限，是没的打了，而不是不想打了。

其实任何一个专制统治者，恐怕都很难像司马光所希望的那样罪己改过，痛改前非。绝对的权力，带给他们绝对的自信。汉武帝不仅相信汉家江山会亿万斯年，甚至他还确信，这一片江山会一直由他本人统治下去，因为他以为自己一定会长生不老。皇帝的新衣，不是穿在身上，而是披挂在他的心里。专制统治的改变，只能是统治者被人民的反抗而推翻。这是历史的规律。

4、根据您的研究成果，您如何评价汉武帝的一生功过？

答：

这个问题太复杂，超过了我的知识素养太多了，我并不具备这个能力，更没有做出相应的研究成果。

假如就我初浅的了解大而无当地讲两句话的话，那么，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一位“划时代”的人物。这个“划时代”指的是什么呢？我觉得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春秋战国之际是一个大的转折，下一个更大的转折，通常大家都说是秦始皇统一中国。但这个转折太大了，正因为太大，实际上一下子是无法彻底实现的，强制实行的结果，是秦之短命以二世而亡。汉朝的建立，较诸秦朝，在一些方面显现出明显的倒退色彩，譬如刘邦的分封。若是回溯到西楚霸王项羽的分封，这一倒退的性质就能看得更加清楚。这实质上是一种调整，是对秦始皇新政的一种调适。这样的调适，直到汉武帝时期，才可以说基本完成。也就是说，是由暴君汉武帝完成了暴君秦始皇开始的社会大变革。完成这一变革的具体时间，大致可以定在太初元年（-104年），所谓“太初改制”，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事件。我认为，从这一意义上认识汉武帝的历史地位，才能更好地评判其是非功过。

不过这只是一种专业技术的角度，历史的评判，并不仅仅如此。历史是人造就的，也影响到我们现在生活着的每一个人，而后世每一个评价过往历史的人不仅对道义的认知会有很大差异，而且每个人都是有感情的，感情的差异往往更大，也更微妙。这些因素，都会影响评判的结果，绝不会有举世一致的认知，因而谈与不谈，并没有多大意义，人们尽可自是其是，自非其非。

若是让我从感情上对汉武帝做一个评价，那倒十分简单明了，就八个字——独夫民贼，恶贯满盈。

5、司马光为何要在《资治通鉴》中塑造出一个晚年罪己悔过的汉武帝形象？他又是如何做到的呢？这个案例对我们今天喜欢读历史的读者来说，有什么样的启示？

答：

司马光是一位很伟大的政治家，对国家，对民众，都充满关怀。他写《资治通鉴》，不是简单地实录史事，而更在意选录自己所需要的史事，以史为鉴，从中吸取治国平天下的经验和教训。

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

不仅是司马光，中国古代所有政治家，在读史书的时候，都特别重视汉代，喜欢以汉代的史事作为事例，来说明对现实生活的合理抉择。

在汉代的帝王之中，汉武帝统治时间长，兴事多，是一位非常具有代表性的皇帝，也是司马光想饶也饶不开的。可是，假如完全依照《史记》和《汉书》这些比较可靠的原始记载来写，汉武帝一生的作为，都是不符合司马光的政治追求的。读这样的史书，不管是帝王，还是大臣，都学不到个好样儿。

于是，司马光花费一番心思，从南朝时写成的小说《汉武故事》中找到了他想要的资料。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项重要的内容。一是在汉武帝与卫太子之间，存在着两条不同治国路线的斗争。“好人”是卫太子，他主张“守文”，身边还聚集着一大群“忠厚长者”；站在卫太子对立面的“坏人”，则是他的老爸汉武帝。这位老爸主张“尚功”，跟在他屁股后面的只是类似江充那样的“奸臣”。著名的“巫蛊之变”，实际上就是这两条路线斗争的白热化。《汉武故事》中的另一项重要内容，是汉武帝在其晚年幡然醒悟，洗心革面，下诏罪己，摇身一变，成了一个符合宋朝儒家知识分子期望的圣明君主。这两项内容，都很合司马光的心意。

清嘉庆刊《问经堂丛书》本《经典集林》中的《汉武故事》辑本

按照儒家的纲常伦理，天子再混蛋，臣子也是无可奈何的，不能取而代之，只能期望他自己改恶从善。若是连像汉武帝刘彻这样的暴君都能重新做人，那么，以此为鉴，还有什么样的帝王不能劝说他改弦更张以放弃自己的暴政呢？这样，我们就看到，司马光经过精心剪裁，把这些小说里编造的内容，像信史一样写到了《资治通鉴》当中。

司马光的政治追求，无疑是很高尚的，也是颇为值得赞扬的。但我们今天在阅读《资治通鉴》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这只是他的一个美好的愿望，绝不是历史的真实。轻易相信《资治通鉴》的记载，一方面，会误导人们对人类社会活动的判断，像司马光一样对专制统治者抱不切合实际的幻象；另一方面，这也不利于我们学习真实的历史知识。

汉武帝的晚年政治取向问题，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案，《资治通鉴》一书中类似的问题还有很多。在学习历史知识的时候，我们应该对历史纪事的时代早晚和可信性大小尽量有所了解，同时尽量直接接触那些写作时代更早、同时也更为可靠的历史著述，这样才能获取更多靠得住的知识。譬如关于秦和西汉的历史，最好还是先读《史记》和《汉书》，读《盐铁论》，然后在有余暇的时候，再去读司马光的《资治通鉴》。

6、海昏侯刘贺曾经被立为皇帝，但27天后就被废为平民，后来又被册封为位阶很低的海昏侯。这个戏剧性的过程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格局有何关系？他的这个封号是带有贬义的吗？

答：

海昏侯刘贺的命运，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行为息息相关。

这主要是由于汉武帝有惩于卫太子施行巫蛊并起兵反叛，从而对所有成年的皇子都不放心；再加上他一味痴心于长生不老，以致储位空缺，未能做出合理的安排。直到临咽气之前，才很匆忙地让幼小的少子刘弗陵继位，这就是后来的汉昭帝。

小皇帝年龄太小，当时只有八岁，这就给辅政大臣霍光专擅朝政提供了条件。尽管汉武帝本来精心设计了一个五人辅政团队，让这几个人互相牵制，但由于皇权的机制本身是专制的，五臣共和也就必然地变成了霍光独揽朝政的局面。

这样，汉昭帝就成了霍光手中的傀儡。昭帝明白自己的地位，很听摆弄，不过不知是不是与晚产了四个多月有关，他身体很不好，才二十二岁，年纪轻轻的就死去了，也没有留下子嗣。霍光不学无术，胆子不大，从来没想过像后来的王莽那样名正言顺地建立个霍家王朝，这就还需要另选个刘家人做傀儡。于是，就把刘贺从昌邑国请到了长安城未央宫。想不到刘贺脑子实在不太灵光，竟然发起狂来想要做真天子，还想动手收拾霍光，霍光只好先下手为强，将其废为罪囚。

接下来重选的这位傀儡，也就是后来的汉宣帝，与汉武帝晚年的政治格局具有更直接的关系——他是卫太子嫡亲的孙子。正因为祖父的反叛，使他少时历经波折，洞明世事，不仅与霍光相安无事，还终于等来时机，一举清除了霍家的势力，使江山社稷重归于汉家。

汉宣帝做起真天子之后，对刘贺的处置，是他给汉武帝晚年以来的政治斗争所划下的一个句号，宣告了这一阶段政治斗争的终结。对于刘贺来说，与皇帝和他原来的昌邑王相比，海昏侯只是一个列侯，位阶看起来好像很低，但须知在汉宣帝这次册封之前，他是以罪囚的身份被霍光禁锢在昌邑国故宫里面，比起这样的状况，封侯已经是一种很优渥的礼遇。至于“海昏”这个侯国的名称，只是沿用当地的地名，不能望文生义说它有什么贬义。常语云“士可杀，不可辱”，何况刘贺好歹还是个做过二十七天皇帝的人。汉宣帝册封刘贺，更深的用意，是抚慰其他刘姓皇室成员对霍光长期专擅朝政的不满，因而也就更不会刻意用侯国的名称来侮辱刘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