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古时河南曾苦难深重 为何罕爆发起义

大致浏览一下中国古代王朝兴亡、农民起义，会发现一个诡异的现象，作为地处四战之地的传统人口大省，河南出现的农民起义军非常非常少。

如亡秦之楚、乱汉之赤眉、绿林、黄巾；魏晋祸患起自塞北，隋末大乱首倡山东；唐朝中衰于齐人黄巢，灭亡于皖人朱温；宋朝江淮有宋江，浙西有方腊、洞庭有杨幺；元时红巾起自淮泗，明末流贼肇于陕西；清末大乱四起，川陕白莲教、广西太平军、山东义和团，豫皖苏鲁之捻军，陕甘秦陇之回乱，此起彼伏。

综而述之，跟河南有关的，主要也就绿林军和瓦岗军。这与河南数千年经济重心、人口重心、政治重地的地位极不匹配。

那么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如此怪异的现象呢？

1.闹心的地理形势

河南自古号称“四战之地”，大概是说，从各个方向都可以进攻河南，几乎没有什么可作屏障的地形地貌。

河南西北部安阳、新乡、焦作一带有太行山余脉，仅能屏蔽西北一隅。豫西崤函一带山河交错，豫西南则是熊耳山、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但西部与西南部有一个极大的缺口——南阳盆地，这使得所谓的连绵山脉也失去了屏障意义。

河南省地形略图，除了西部为山区外，基本是处于无险可守的平原地形

河流方面，黄河自三门峡入豫，径流虽然较大，但支流极其稀少。自西向东，支流有洛水、伊水（黄河的二级支流，汇入洛水）、沁水、金堤河，其中洛水较小的支流又有瀍河、校水、涧水等。

豫北则是海河流域的卫河、安阳河、漳河，以及其他细小支流。这些大河没有形成密集的水网，因而河流对陆地交通的阻碍功能也十分有限，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介绍“黄河四镇”时详细地分析。

淮河流域河流稍多，在豫东南一带稍可作为地理上的隔断，但是由其径流多东西向而少南北向，故而用兵于此又有机可乘，可以循淮河的流向，从陆路直插豫省腹地，当年刘裕北伐后秦，其中一路部队正是循此路线。这亦是地理特点上一大劣势。

唯一径流面积大、河流走向复杂的，当属豫西南的汉水流域，但因地处河南西南一隅，对阻挡外敌、遮蔽省内作用不大。

此外，河南省便是自贯穿南北的千里黄淮大平原，一马平川，一望无际，一无阻碍。地处九州之中，拥有如此之地形，从军事上来说无疑是个灾难。

郑州黄河滩区

对比其他省份，河南所谓的“要冲”、“咽喉”、“要塞”特别多，出现这一现象，正是因为无险可守，故而只能采取逐城逐地防守、彼此呼应的办法，勉强作为阻挡。河南比较著名的、较大的军事重镇，大约有洛阳、郑州、安阳、开封、商丘、南阳、周口、许昌、信阳等。

以洛阳为例，该城不仅是古都，更是北控山西、西阻陕西的枢纽重镇。因其水系较发达，处于河洛交汇口，四周又有崤山、伊阙山等可供扼守的地形，故而凡论河南之战守，洛阳必是首选。又因洛阳在五代以前长时间是首都或副都，班固云：“崤函有帝王之宅，河洛为王者之里。”是为国家的政治中心，但凡发生战争，洛阳必罹兵祸。

秦末大乱时，刘邦兵过洛阳之南，东汉时洛阳遭董卓之乱被焚为丘墟，西晋洛阳被匈奴人攻陷，十六国时二赵争锋、秦燕争霸，洛阳成为东西对峙的前线，数度易手。其后东晋桓温、刘裕北伐亦屡破洛阳，南北朝时洛阳及其外围爆发十余次大战，洛阳故城被东魏高欢摧毁，只留下金墉城作为坚守的据点。周隋唐三代洛阳数度被重修，成为东都、神京，但无论是隋末义军、安史乱军、唐之藩镇，所在皆以洛阳为首要攻击目标。宋以后洛阳政治中心的地位逐渐丧失，特别是开封地位提升后，围绕洛阳发生的大战频度降低，但仍保留着一省都会的传统影响力。宋元之际有著名的“端平入洛”，明末李自成攻略河南之地，洛阳与开封并为河南两大重镇，李自成以拿下洛阳为重要战略目标。

《读史方舆纪要》引李文叔云：“洛阳处天下之中，挟崤、渑之阻，当秦、陇之噤喉，而赵、魏之走集，盖四方必争之地也。天下当无事则已，有事则洛阳必先受兵。”基本上准确地概括了洛阳的危险形势。

洛阳地形图

安阳是豫北中心，商丘扼豫皖苏鲁四省交会之地，周口是为东入江淮腹地的要冲，信阳南压大别山，是鄂豫皖交通要道，南阳则是汉水流域北部重镇，由河汉而入荆江，作为南北转接的杻纽，宛叶邓唐无一不是兵家必争之地。郑州、许昌、开封虽在腹地，但处在东西南北交通的中心地位，从任意一方攻来的军队，都必须经过此地，故而所谓的虎牢关之战（今属郑州）、颍川之战（今属许昌）、水淹大梁之战不绝于史。

以上只是稍举史实大略，战争波及的城市，现河南18个地市已涉其9。

次一级战略要点，如濮阳为冀鲁豫之要冲，新乡为豫北豫中交通要冲，焦作、济源为晋豫孔道，三门峡为分陕重地，驻马店为豫南传统重镇（即古豫州汝南所在地），地理位置稍弱者，只鹤壁、漯河、平顶山等二三城，但其中之浚县（古黎阳）、郾城、鲁山、宝丰等县级单位，在一些特定历史时期，也是非常重要的枢机之地，单是黎阳一城，就爆发过白马津之战、枋头之战、杨玄感之乱等大战。

所谓的“黄河四镇”更是其中的经典案例。“黄河四镇”即洛阳、虎牢关（今荥阳）、滑台（今滑县）、碻磝津（今山东茌平），前三座都在河南黄河沿线。这四座镇城之所以能组合起来成为所谓的“四镇”，主要是针对其扼守黄河防线。南北朝时刘宋与北魏在此四镇爆发过规模空前的争夺战，主旨即争夺河南的控制权。黄河下游流域面积不大，水系单薄，故而刘宋势力扩张至黄河沿线时，无法沿用守淮与守江时的成例，采取多城联防、水陆并举的办法进行防御，而只能依靠这四个孤立的点进行河防。南军孤注一掷，北军也志在必得，故而一旦爆发大战，对当地的人口、生产带来的影响都是毁灭性的。

即如滑台争夺战，宋魏交争时曾经爆发过两次激烈的战斗。第一次发生在宋元嘉七年（430年），宋军攻占滑台后留后据守，北魏旋举重兵围攻，由于滑台城四面全是平原，无任何地形可利用，宋军只得集中全力守城。围城大战持续二百余天，宋军既不敢弃城而走，也无法出城反击，城外兵粮亦全告断绝，兵士阵亡大部，城中居民死伤饿毙者也不计其数。第二次发生在元嘉二十七年（450年），宋将王玄谟率军北伐，反主为客围攻滑台城，双方又是硬拼死打，丝毫没有折冲转圜的余地，后以魏军主力来援、宋军败退而终。

（滑县城墙遗址）

2.饱受战争折磨的河南人

长期频繁的战争冲击，对河南当地居民带来深远的影响，并从历史的维度构建了河南人的政治心理。

一是不敢首事的恐惧心理。所有举大事起义者，预先定下根据地是其要务。河南这种四战之地，除了西部山区可资依凭，其余地区全是无险可守、南北东西任敌来去的平川大道。而豫西洛阳一带又是传统的政治中心，经济较为富裕，百姓教化程度高，不具备爆发农民起义的条件。唯一可以利用的山区，大概只有西南伏牛山、桐柏山、大别山等，历史上唯一一次首义于河南、终结于河南、由河南人领导、主力全系河南人的农民起义——白朗起义（爆发于民国初年，北洋军阀统治时代），正是起自平顶山西部山区。

白朗死后，头颅被放进木笼，挂在城墙上示众，白朗的头是右起第二个

当然有论者会引述瓦岗军之事，诚然瓦岗军首义者是韦城人（今滑县）翟让，但当隋末时天下瓦解，起义首倡于山东，瓦岗起义乃是踵其后尘。论其规模，山东人势力北窜幽燕、南至江淮，可谓全国大乱之渊薮；论兵力强盛，起自山西的李唐，两度波蔓河北的窦刘，称雄代北数十年的梁师都，摧破瓦岗的江淮军王世充，比诸瓦岗军都不遑多让。刘秀起兵建立东汉，他虽然是河南南阳人，但麾下主要将佐僚吏并非全系南阳帝乡的旧人，出自陕西、河北的亦有不少人，至于军队更以渔阳突骑等河北人为主干，要算作河南人起义实在有些牵强。

二是不知依违的迷茫心理。这种心理与来自各方势力的争夺与打击有关。自东汉至魏晋隋唐五代北宋，河南始终是首都所在之地，中央控制力极强；元明清三朝河南又与直隶（今河北）紧邻，属于京师控制较严密的地区之一，河南有事，京师的骑兵最快一日内便可进驻黄河一线，所以稍有风吹草动，便会立即遭受雷霆万钧的打击。民初白朗起义军，战略指导思想极其灵活，将河南本地驻军打的晕头转向，一度逼得北洋头号大将段祺瑞亲自坐镇河南指挥会剿，列强纷纷派出军事观察员进驻河南出谋画策，仍然困不住白朗，竟使其跳出包围，纵横豫鄂皖陕甘诸省；白朗本人也具备进步的革命意识，放弃称王称帝的落后思想，与南方革命党彼此呼应，几乎要融入“二次革命”的大潮之中。但因为活动区域距离北京太近，北洋军迅速调集数十万大军，合五省之力，以泰山压顶之势迅速将之扑灭，震慑反侧的效果相当明显。

除了中央控制之外，各方势力争夺河南，也令该省人民痛苦不堪。战国七雄争霸时，陕西、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湖北、湖南等省，多是比较完整的政治区域，唯独河南处于列国分割的状态，韩、魏、楚、卫等国都占了一部分。秦末楚汉争霸，最后几年战争的主场地在河南。西汉末赤眉绿林大乱，河南还是主场地。东汉末群雄混战，曹操是在河南杀出来一条血路。魏晋南北朝，或是南北对峙，或是东西对峙，河南就像夹在中间的受气包，几乎是无日不战、无地不战。隋末战争烈度最大的地方当属洛阳黎阳一线，唐安史之乱洛阳更一度成为叛军的统治中心，藩镇割据时河南方镇林立，五代梁晋争霸你来我往于河南，直接催生出“朝梁暮晋”这个成语。宋金对峙时，黄河以南沦为南北缓冲地带。明末杨嗣昌以四正六隅之计围剿李自成张献忠，李自成纵横突围的主战场在河南。清军入关进取中原，与大顺军、南明军在河南大战数场。到了清末民国，河南始终不敢领风气之先，大概确因两千年历史之原因，被战争塑造出不愿出头冒尖的地域性格。

3.人口大省的人口流动之痛

人口流动本是较常见的事，各个地理区域之间因天灾战祸或是农业、商业、交通等因素，经常出现小规模的人口流动，但多为特定历史时期、特定域范围。河南的人口流移和迁入，实为全国各省最独特的。

独特性之一是规模特别大，其二是人口流动伴随着文化重构。

历史上河南人口流失的主因是战乱。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迁出是永嘉南渡。西晋亡于匈奴人之手，五胡相继入主中原，由于战争破坏和民族仇杀，河南地区的人口大批量逃亡江左、四川和陇西。

据葛剑雄先生统计，单是南迁入江左的人口就达90万人，占北方人口的八分之一。中原留下的人口真空，迅速被诸胡人口替代，起初匈奴诸部的主要势力在山西、河北和关中，到了氐族、羌族、鲜卑统治北方时，分别采用不同的方式将本族人口迁入中原。氐族将本族人口集中屯驻于各地大邑，用来监视和控制地方。羌族则是举族迁入内地，与汉民杂居，姚羌势力进驻河南，屡屡与东晋在伊洛大战。鲜卑拓跋部随着元魏勃兴与汉化，逐渐自代北迁至河北，又定鼎于洛阳，北魏孝文帝改鲜卑人郡望于中原洛阳、大梁等地，鲜卑胡遂与河南汉人杂居、融合。

五胡之乱

五胡之乱对河南人口特别是汉文化，带来了历史性的打击。汉魏时北方豪强大体上一直在关中河南，颍川（今许昌）、陈郡（周口）、太康、弘农等地世家巨族不断，袁、陈、杨、谢、荀等族姓是北代的典型代表。但五胡之乱后，河南世族从此中衰，关中、河东、河北的裴、韦、薛、卢、郑、崔、李等族姓开始崛起。

唐代河南人口又迭遭大难。安史之乱期间，河南沦为主战场，大批汉人四出流徙，主要方向仍是江南。其后藩镇割据、黄巢之乱、五代十国，河南人持续外出避难。据张国雄先生统计，唐代南迁人口大概有400万之多。乃至于有“中原八姓入闽”（陈、林、黄、郑、何、詹、邱、胡）之说，至今闽台两省追溯始祖，多有称其始祖是河南固始人。河南人口自有统计以来，汉、魏、晋、隋等各个时期，对比其他省区（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现省级行政区划分），始终是户口数最多的。但唐代河南人口降至第二，此后再也没有回升至第一（宋时第六，元时第十二，明清都是第七）。

北宋靖康之难、女真入侵北方，河南首当其冲，战乱之下河南人像永嘉之乱一样再度南迁，规模也刷新了历史纪录。仍据张国雄先生统计，靖康之难到宋金对峙局面基本稳定期间，南迁人口达到600万人。而随着南方生产技术的提高、耕地面积增加等因素综合发挥作用，南北人口结构也发生了颠倒，南方人口历史性地超过北方并一直保持了这个优势。而作为历代南迁的主体，河南人口无疑受到影响最大。

元末中原丧乱，河南人口再次遭到毁灭性打击。史载明太祖在位时,“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什一”。洧川县在洪武初年“百姓流移,存者十二、三”，延津县明初“籍民占田,而土著止数十家”，获嘉县洪武三年“户口土著不满百”。由于人口大量逃亡,许多州县已不具备建置的条件,河南布政司就省废了沈丘、长社、陕县、襄邑、上蔡、穰县等60个县，州降为县的12个。从县份分布来看，人口萎缩遍及河南大部。

4.“山西填河南”

明朝为了迅速恢复河南人口，采取了移民、鼓励生育、招抚流亡等诸多措施。其中移民一项最令人瞩目，明初移入河南的人口主要来自山西，移入范围广泛分布于卫辉、怀庆（今沁阳）、开封府、南阳府、彰德府（今安阳）、河南府（今洛阳）的诸多州县，至今河南许多地方民间还留存着所谓“老家是山西洪洞大槐树下”的传说。

山西洪洞大槐树

历史上循环往复的原住人口流失、外来人口填入，给河南地域文化带来的伤害是相当深远的。秦汉魏晋隋唐时河南一直是文化繁荣之地，但经过永嘉、靖康两次深刻的伤害，优秀文化的精髓，随着士族和知识分子群体大量南下而丧失殆尽。

从中华文明发展的大局上看，这固然加速了不同区域文化的融合和整体进步，但对河南一域来说，无疑伤根动本的大断裂。永嘉之乱后迄至北魏南迁洛阳，魏晋时高度发达的玄学文化在中原突然死亡，儒学一度退回章句训诂的老调门，一百余年停滞不前。是后南方凡有士人出使北朝，都会引发北方文人的追捧。

北魏灭亡后，孝文帝苦心孤诣恢复起来的汉文化又经东西魏战争摧毁，中原再度陷入文化荒漠之中。以至于北周统一北方后，一个从南方俘回的庾信，如断脊之犬一般的渣文人，居然也大受北人欢迎。一个历史断面便有如此恐怖的景象，何况河南人口遭受过数次大摧毁。明清以来，特别是有清一朝，河南文化更是远远逊色于江南诸省。清康熙朝60年河南进士共311人，仅列第五（前四分别为江苏666人、浙江566人、河北505人、山东423人），雍正朝13年中河南进士总数进一步被南方甩开，退居第七，江西和福建超越了河南。乾隆朝60年后，河南又被山西超越，降至第八。到了嘉庆朝结束时又被安徽越过，退至第九。简直令人不忍直视。相比邻省山东，虽然也迭遭战乱，但人口没有出现过剧烈变化，文化传承没有打断过进程，有清一代进士数量稳居四、五。科举进士数量虽不能说明一省文化程度如何，但终究体现着教育、人才水平的高低。

而一旦文化根脉断绝，地域文化重塑与再造，那便难上加难了。

结语：

艰难如此的河南人，危难时自保尚且不暇，要他们以顽强的地域精神，如古代秦齐之顽强武勇，或如近代湘鄂之自新自励，奋起反抗暴政、倡引革命，真是难荷之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