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遗言交待了什么绝密任务，空军飞行员含泪执行？

2019-01-08 18:53 凤凰网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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敬爱的周总理自1976年1月8日与世长辞，到今天已经43年了，他是为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一代伟人，人民至今仍然非常景仰和缅怀他。我写下本文，以寄托对周总理的无限思念之情。

阅兵仪式上的周恩来

解密尘封多年的历史

1976年1月15日（星期四）晚8时15分，一架飞机从北京东郊的通县机场秘密起飞，在浩瀚的夜空中将周总理的骨灰轻轻的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实现了周总理不保留骨灰的遗愿。执行这个秘密飞行任务的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航空兵独立第七团一大队。

通县机场位于现在北京市通州区东郊张家湾地区的三间房附近。1942年春天，侵华的日军强征通县、顺义等六县农民在三间房村东修建了这个机场。空军航空兵独立第七团成立于1966年6月15日，由原北京军区空军所属的护航表演大队、夜航大队和直属飞行大队合编为一个团，团部和直属飞行大队、护航表演大队驻地通县机场，夜航大队驻地南苑机场。1970年1月12日，独立第七团扩编为运输机团，下辖一大队、二大队、独立中队和飞机修理场。1972年，我从沈阳应征入伍在该团服役，1976年1月时，我在该团一大队机务二中队从事运-5型飞机的地勤机务工作。

作者在解放军空军服役时的照片

多年来，有关为周总理撒骨灰的报道和回忆文章很多，但由于保密需要以及一些作者不了解情况等原因，当年我团为周总理撒骨灰的史实，始终没有完全向社会披露。

历史不能永远尘封，历史应该让人民知道。今天，根据我团当年参与执行这个秘密飞行任务的部分知情老首长、老战友和我本人的回忆，并查阅有关历史资料，我追记了当年我团为周总理撒骨灰的史实，希冀能通过本文：告知世人我们空军将士曾为实现周总理遗愿所做的一些工作；更正多年来一些报道和回忆文章中有误的信息；告慰当年参与过执行这个秘密飞行任务、而今已经故去的空军部队首长和战友们的英灵。

惊悉噩耗泪飞如雨

1976年1月9日（星期五），中国农历乙卯年即兔年腊月初九清晨，我团正在通县机场组织例行的飞行训练，按照机场指挥员发出的飞行指令，一大队的飞机依次升空进行飞行训练。当时，我和战友们作为一大队的地勤人员正在机场工作。突然，我们听见几个从事地勤无线电工作的战友惊呼：敬爱的周总理逝世了！他们刚刚从飞机上的无线电广播中听到了周总理逝世的消息。这个噩耗如同平地惊雷骤然炸响，极大的震撼了我们，我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甚至怀疑这个消息的真实性。虽然，我们在此前曾通过各种渠道知道了周总理身患重病住院治疗的信息，但我们谁都不愿和不敢相信周总理已经永远离开了全国人民、已经永远离开了深深爱戴他的全军将士！我和战友们都心欲碎、泪满面。不久，从机场指挥员那里传来了立即停飞的命令，我们马上执行了停飞命令，结束了飞行训练。

当我们回到营房后，都急不可待的立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广播或抢阅当天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报纸。通过广播和报纸，我们惊悉在当天早晨4时12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著名播音员方明极其沉痛的向全国、全世界首次播报了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关于周总理逝世的讣告，周总理因患癌症，于1976年1月8日9时57分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耳听电台广播的讣告和播放的悲壮低沉的哀乐，目睹报纸上刊登的周总理英姿勃发、栩栩如生的遗照，那是一张国庆10周年时拍的周总理标准照片，我们都为失去了敬爱的周总理而深感万分悲痛。“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此时，我和许多战友都不约而同的失声痛哭，“泪飞顿作倾盆雨”。我团许多曾在各种场合亲眼看见过周总理的部队首长和战友都极其悲痛，特别是我团女飞行员武秀梅（时任我团独立中队副中队长）更是久久不能平息悲痛的心情。

武秀梅是1951年4月新中国培养的第一批女飞行员，第一批女飞行员只有14人。1952年“三八”妇女节这一天，她和其他女飞行员驾驶6架苏式里-2飞机以单机跟进队形飞越天安门上空，接受党和人民检阅。1952年3月24日下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北京中南海颐年堂亲切接见了全体第一批女飞行员，并与她们合影留念。她亲身感受到了周总理对人民空军从初创、发展、状大这25年期间的巨大关心、爱护和支持，她对周总理充满了深厚的感情，她凝视着当年周总理接见她们的照片，连续多日泪流不止、掩面而泣。

武秀梅曾任我团独立中队副中队长、团副参谋长、副团长以及空军某航校副参谋长。她1951年进入航校，开始从事飞行工作，直至1984年（53岁）才停飞，是第一批女飞行员中最后一名停飞的，飞行33年，飞行时间4000小时，飞行航行里程超过一百万公里。

我只是在电视和电影中看见过周总理。我最后一次在电视上看见周总理，是在1975年9月7日19时北京电视台（1978年更名为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电视播出了周总理生前最后一次会见外宾的情况。

1975年9月，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

当天下午13时，周总理在北京305医院会见了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劳动党主席伊利耶·维尔德茨为首的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以及罗驻华大使格夫里列斯库一行。电视屏幕上的周总理头发花白、脸颊深陷、步履蹒跚，原来神采奕奕、永远不知疲倦的周总理，看起来面容憔悴、非常苍老。周总理当时穿的仍是原来的中山装，但此时的中山装却显得很肥大，衬托出周总理削瘦的身体，使人一目了然周总理已经重病在身。我和战友们看见周总理在电视屏幕中的形象，心里都觉得十分难过和伤感，都发自内心的期盼我国医疗界能再现扁鹊、华佗、张仲景那样的圣手神医用灵丹妙药，使周总理能减轻痛苦、病愈出院，我们空军将士和全国人民一样都翘首企盼周总理能早日恢复健康，因为人民和军队都爱戴周总理！都希望周总理健康长寿！人民和军队不能没有周总理！

但令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时间仅仅过去3个多月，周总理就怀着忧党、忧国、忧民和悲愤之心，突然撒手人寰与我们永别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颗璀璨巨星（习近平语）”突然划破天际陨落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一面不朽旗帜（习近平语）”突然静悄悄的飘然落地了。我和战友、军队和人民都根本无法接受这样痛心的现实，一时间举世悲恸、高山肃立、江河流泪、亿万人民痛哭。

多年后，我从周总理侄子周尔鎏写的《我的七爸周恩来》一书以及其他史料中，才了解到导致周总理逝世的三个重要原因：

一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期间极端复杂的特殊环境中，党和国家的重担主要落在周总理身上，他忍辱负重苦撑危局，为维护党和国家工作的正常运转，长期处于超负荷工作状态，而且他内心极度焦虑忧国、忧党、忧民，导致身体健康受到了很大的影响。1967年2月2日，医生诊断出他患有心脏病，后来，他因为过度疲劳引发心绞痛与“频发室性早搏”。1970年9月5日，他因过度的劳累心脏出现异常。1972年5月18日，他被确诊为患膀胱癌。他生前曾对人说过：这场“文化大革命”使我少活了十年。

二是周总理没有得到及时的手术治疗。在被确诊为患膀胱癌的时候，医疗组根据中央有关领导的意见暂时没有向周总理透露病情真情，进行了保守治疗。在病情恶化和周总理知道病情后，医疗人员建议及时手术，周总理也写报告给中央要求手术治疗，但那时手术已经为时过晚，手术后发现癌症已经扩散转移，周总理先后手术13次，临终前数月身上插着13根管子。

三是周总理在住院治疗期间受到许多干扰，经常开会、会见外宾等，病体得不到很好的休养，导致他病情日益加重，直至因病医治无效不幸逝世。在谈到周总理患病以后的身体状况时，邓颖超大姐曾说：总理会见外宾，不累，主要是开会累，国家事多，太操心。

自发悼念寄托哀思

在举国同哀痛悼周总理之际，当时横行的“四人帮”却极力阻挠和压抑人民群众对周总理的悼念活动，他们凭借手中的权力，无视人民群众的感情和意志，通过发内部通知的方式，下达了不准各单位组织悼念周总理活动的各种禁令，即各单位不准自设灵堂、不准送花圈、不准戴黑纱、不准上街、特别是不准去北京天安门广场等禁令。由于受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制约，从1月9日至14日，我团也没有组织部队官兵集体悼念周总理的活动，没有要求官兵统一臂戴黑纱、胸别白花，没有要求部队停止一切娱乐活动。根据1月1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的通知，我团仅在1月15日停止一天娱乐活动。

团首长要求大家化悲痛为力量，照常开展各项工作。但是，出于对周总理的深厚感情，我和我团许多官兵从获悉周总理逝世消息之日起，就纷纷请假或托人到北京市内、通县县城以及通县机场临近的牛堡屯、张家湾等地方的商店，购买周总理遗像、制作黑纱的黑布和制作小纸花的白纸。那时，在北京购买布料还要布票，但商店的售货员听说我们购买黑布是要制作悼念周总理的黑纱，不仅没有向我们收布票，有的售货员甚至主动按照黑纱的尺寸，帮我们剪裁和制作了黑纱，并按每个黑纱0.2元象征性的收了点布料钱。当我和战友们回到部队营房后，都恭恭敬敬的把披着黑纱的周总理遗像摆放在桌子上，并自发的臂戴黑纱、胸别白花，自觉的停止了一切文体娱乐活动。整个军营没有了军歌嘹亮、没有了飞机轰鸣、没有了往日的欢声笑语，更没有人再观看和收听任何带有娱乐内容的影视节目等，所有人都怀着巨大的悲痛，通过各种形式发自内心的悼念周总理，寄托自己的哀思。

据我和战友们所知，在周总理逝世后，连续数日北京城乡的许多书店和商店的周总理的遗像都脱销了，许多商店的黑布都卖光了，就连做小纸花的白纸也卖光了。在北京城乡有数百万的人民群众都臂佩黑纱，胸别白花，不分白天黑夜，冒着一月的严寒，自发的来到天安门广场，在庄严矗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花圈，在苍翠欲滴的松柏树上挂满洁白的小纸花，在敬爱周总理遗像前默哀和宣誓，表达自己的无尽哀思。

空军政委亲临下令

1月10日——14日，我们在部队通过非正规渠道听到了一些关于周总理不保留骨灰、将骨灰撒在祖国大地遗言的传闻，但当时还无法从官方和军方正规渠道证实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更没有任何人能够想到在15日凌晨空军政委能亲临我团下达用飞机为周总理撒骨灰的命令。

1月15日（星期四）凌晨3时左右，空军政委张廷发（开国少将，现已逝世）、副政委高厚良（开国少将，现已逝世）亲自来到通县机场，在我团指挥所向四名空勤机组人员下达了15日晚上用我团飞机通过秘密飞行从空中为周总理撒骨灰的命令。张廷发政委说：根据周总理生前遗愿，要用国产飞机将周总理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受中央军委委托，我们代表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向你们下达为周总理撒骨灰的任务。这是一项光荣而又艰巨的政治任务，不能有一点差错，这项任务要绝对保密。根据邓大姐的要求和飞机的性能，飞机航线是在通县机场起飞，经北京上空、密云水库、天津、山东的北镇黄河入海口，然后返回通县机场。飞机飞行高度2,000米，飞行速度180公里／小时。张廷发政委的命令验证了周总理遗言的真实性。

周总理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提出死后不保留骨灰的伟人。早在他逝世前十几年，他就和邓大姐相约死后不保留骨灰。他曾对邓大姐说：骨灰撒在江河里，可以做鱼的饲料，在耕地上可以做庄稼的肥料。虽然只有那么一点点，也许还可以最后起一点点为人民服务的作用。周总理还曾说过：从土葬到火葬是一个革命，从保存骨灰到不保存骨灰，又是一个革命，我们是唯物主义，物质是不灭的，骨灰化作肥料继续为人民服务，永远和人民在一起。正因为周总理有这样博大的无私奉献的品德和胸怀，时至今日周总理还像珠穆朗玛峰那样让人高山仰止肃然起敬！

根据高振普（周总理警卫秘书、中央警卫局原副局长）的回忆史料，空军用飞机为周总理撒骨灰是中央决定的，中央与邓大姐共同选定了撒骨灰的地点和时间，汪东兴（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通知刚任职空军政委3个月的张廷发到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当面向他布置了这一任务，并指示张廷发全权负责落实执行这个任务。

张廷发检阅部队

张廷发1933年9月参加红军，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过长征、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1953年2月张廷发到空军工作后，在担任空军第一副参谋长、参谋长、副司令员期间，他分管的一项重要工作是负责执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主要领导人的专机任务，从准备飞机、检查飞机到试飞，张廷发都必须在现场指挥专机准备工作。当年，对毛泽东主席专机和外事任务的专机，在按严格程序检查准备的专机后，空军都要写出书面报告，以刘亚楼司令员、吴法宪政委和张廷发副司令的名义上报周总理。周总理规定刘亚楼、吴法宪的名字可以打印加盖名章，但张廷发的名字必须手签加印章。因此，因为工作关系，张挺发曾多次受到周总理的亲切接见，并聆听周总理的谆谆教诲，对周总理感情至深。1955年，他作为空军参谋长，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和刘亚楼空军司令员的委派，第一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了有关空军入闽作战工作。1965年1月9日。他作为空军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受命向周总理、叶剑英元帅汇报空军关于两次击落美国无人驾驶高空侦察机战斗情况，这是他最后一次当面向周总理汇报工作。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后不久，张廷发即被打倒。等他恢复工作后，周总理已经因患重病住院治疗，因此，他没能再见到周总理。正因为张廷发对周总理有深厚的感情，张廷发才亲自在深夜来到我团直接下达了为周总理撒骨灰的命令。

多年来，许多报道或回忆文章都提到1976年1月时的张廷发是空军司令员，其实这是有误的。当时的空军司令员是马宁（开国空军上校，1964年晋升少将，现已逝世），空军政委是张廷发。张廷发于1975年10月至1977年4月任空军政委，1977年4月至1985年7月任空军司令员。

运-5军机担当重任

我团接到空军首长命令后，根据我团飞机机型的实际情况，团首长决定由国产运-5型军用飞机执行为周总理撒骨灰任务。后来，我们才知道，空军当年准备了两个机组和两种飞机执行为周总理撒骨灰任务，一个机组在通县机场，是国产飞机；一个机组在南苑机场，是进口飞机。最后，空军首长决定用我们通县机场的国产飞机执行为周总理撒骨灰任务。

当时，我团共有三种机型的军用飞机，其中有苏式里-2型客机、国产运-5型（即安-2型）客机和货机、国产直-5型（即米-4型）直升飞机客机和货机。由于里-2客机、运-5客机都不适合安装撒骨灰的机器设备，以及直-5直升飞机不便于撒骨灰，团首长决定由运-5军用货机执行为周总理撒骨灰任务。

多年来，有的报道或回忆文章中所谓“由民用的撒农药的安-2型飞机撒了周总理骨灰”的说法是不确切的。

运-5飞机的前身是苏式安-2型飞机，安-2飞机由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于1947年研制成功并投产，1954年我国开始从苏联进口安-2飞机，1957年我国仿制安-2飞机成功，并命名为运-5飞机。运-5飞机是一种活塞式单发动机、四叶螺旋桨、上下双翼结构、后三点式固定起落架的运输机。飞机驾驶舱内有正副两个飞行驾驶员座位，运输舱内能搭乘12人，最大载重1,500千克，最大飞行速度为256公里/小时，航程845公里。运-5飞机既可以高空飞行，也可以超低空3-5米飞行，比较安全可靠，非常适宜为周总理撒骨灰。当年，我团有20多架运-5客机和货机，主要用于运输军用物质、部队人员、抗灾抢险物资以及帮助地方播种、撒农药、灭火等方面。

全面做好准备工作

为了完成这个秘密飞行任务，在空军首长下达命令后，我团时任团长杜荣祥、团政委赵文斌立即责成主管飞行的胡振福副团长（现已逝世）负责执行任务的空勤机组人员飞行前各项准备工作，并决定机组人员进入全封闭状态，团作训参谋李航协助胡振福副团长工作，负责保护机组人员安全。机组成员接受任务后，就被转移到机场内滑行跑道旁边的一座独立小楼中。该机组是由运-5飞机正驾驶胥从焕（时任一大队飞行二中队副中队长）、副驾驶唐学文、领航员白海坤、通讯员李永顺四人组成的特别机组，他们四人都是我团政治上可靠、技术上过硬的空勤人员，但原来并不在同一机组。团首长还决定由主管机务的毛国庭副团长、王克来副参谋长和刘平阶团机务处主任负责执行任务的飞机地勤机务准备工作。

15日凌晨3时15分左右，我团首长向一大队机务一中队和机务二中队同时下达了立即进入一级战备的命令，当时出于保密需要，团首长并没有告知两个机务中队将要执行为周总理撒骨灰的秘密飞行任务。两个机务中队的领导在接到命令后，立即紧急集合带领指战员以最快速度连夜奔赴机场外场进行一级战备工作。腊月十五凌晨的北京天寒地冻、北风刺骨、滴水成冰。战友们不惧三九严寒，对全部飞机进行飞行前的各项机务准备工作，在地面发动飞机进行试车，飞机准备好后全部进入待命状态。据杨怀泰（时任机务一中队中队长，现年76岁）回忆：大约在上午10时左右，团首长才告诉他飞机要执行的是为周总理撒骨灰的秘密飞行任务，并从待命的10多架运-5货机中，决定由机务一中队二分队维护的飞机尾号为7225的军绿色运-5货机来执行这个秘密任务，同时还决定由陈宝森（时任机务一中队副中队长，现已逝世）作为唯一的地勤机务人员随飞机执行任务。陈宝森60年代初就在空军服役并长期从事地勤机务工作，政治上可靠，地勤机务工作技术过硬和经验丰富。

1月15日的首都北京虽然是个晴朗的日子，但气温低到零下10摄氏度，还刮着三、四级北风。当得知7225号飞机将要执行为周总理撒骨灰的秘密飞行任务后，我团所有的地勤机务人员都感到非常激动和紧张，激动的是能够承担这样光荣的历史重任，能够以这样特殊的方式亲身再送敬爱的周总理最后一程；紧张的是倍感任务和责任重大，不能出现一丝一毫的差错。否则，就会对不起周总理！就会辜负党和人民对空军的重托！出于对周总理的无限热爱和军人的高度政治责任感，从团部、团机务处、一大队、机务一中队各级领导，到7225号飞机的机械师丁方奎、机械员孙常明、无线电师王新祥、无线电员宋庆发以及其他地勤人员，都反复对飞机进行了全面细致的检查，对飞机上的每个零部件，都按照当年空军推广的英模人物夏北浩的检查方法，真正做到了“摸到、看到、听到、嗅到”，地勤机务人员还将飞机擦拭的干干净净。王克来团副参谋长、陈宝森副中队长还亲自登上飞机驾驶舱，在地面上发动飞机进行试车检查，确保飞机处于绝对安全和最佳的执行任务状态。战友们所做的这一切工作，都体现出了空军将士对周总理的无限深情。

由于当时7225号飞机还没有安装撒骨灰的机器设备，当天上午，我团飞机修理厂对撒骨灰的设备进行了紧急改装，并在午后迅速将该设备安装在7225号飞机货运舱内，这套设备很大，呈圆锥体漏斗形状，安装后占了飞机货运舱很大的空间。为确保该设备在撒骨灰时不出现任何问题，飞机在地面使用这个设备，用白面等作为骨灰代用物进行了多次模拟试撒，针对发现的问题再次进行了改装。

为确保万无一失，下午3时左右，飞机在通县机场上空进行了试飞和用骨灰代用物进行了试撒，结果表明飞机和播撒设备一切正常。飞机在试飞和试撒结束后，就进入待命状态，由指定的专人严格看守和监控飞机，在执行秘密飞行任务前，禁止任何人员接近飞机。

下午4时左右，我团在营区和机场外场实行戒严，设置警戒线，禁止任何与执行任务无关的人员进入机场外场。

晚上6时，我团指挥人员、7225号飞机空勤机组人员和地勤人员进入机场外场，机组人员、地勤人员在起飞线附近按照规定就位待命，7225号飞机在机场停机坪上待命。南北走向的机场跑道两端布置了指挥车，以便指挥和保证飞机由任一方向都能及时顺利起飞。

邓大姐护送周总理骨灰到机场

1月15日晚上7时左右，由邓大姐亲自护送周总理骨灰、空军政委张廷发带队的几辆汽车悄悄的驶入了通县机场。这几辆汽车就是专程护送周总理骨灰的，其中一辆是周总理生前乘坐多年的苏制灰色吉姆轿车，它是上世纪50年代斯大林赠送周总理的。邓大姐和她的秘书赵炜、保健医生陈士葆、护士刘新莲乘坐在另一辆汽车。根据高振普的回忆史料，一路上，邓大姐捧着周总理的骨灰盒，不断的默默流泪。当同车的工作人员张树迎要替邓大姐捧周总理骨灰盒时，邓大姐摇摇头，嘶哑着嗓子说：让我捧着吧，这是我最后一次和恩来在一起了。在15日下午周总理追悼大会结束后，为使护送周总理骨灰的车队不惊动守候在东西长安街两侧、期待能亲身再送周总理最后一程的数十万人民群众，邓大姐一再强调要保密和低调护送周总理骨灰。因此，邓大姐一行人乘车避开人民群众和新闻记者，经过人民大会堂地下通道，利用夜幕的掩护从长安街向东行驶来到通县机场。

当邓大姐一行人到达机场时，由于当时的政治历史原因，也由于邓大姐要求低调为周总理撒骨灰，我团在营区和机场外场，都没有组织部队官兵列队迎候，没有摆放冬青和鲜花，没有摆放花圈和挽联，没有播放哀乐，没有举行任何为周总理撒骨灰的仪式，整个部队营区非常肃穆，没有任何人随便出入。我非常清楚的记得当时部队首长曾告诫我们：今晚我团有重要任务执行，任何人未经批准不得离开所住营房，更不得任何与执行任务无关的人员进入机场外场。

邓大姐飞机前挥手诀别周总理

这几辆汽车驶入通县机场营区后，就直接开向机场外场的7225号飞机停机坪，该飞机早已等候在这里，执行秘密飞行任务的机组人员已经在飞机上整装待发，做好了随时起飞的准备工作。汽车在停机坪停稳后，邓大姐、张廷发和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2名领导和其他5名随从人员先后从汽车下来，直接向飞机走去。周总理治丧委员会办公室的两名领导是罗青长（时任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曾长期担任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郭玉峰（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5名随从人员是：周总理生前的工作人员张树迎、高振普、周总理和邓大姐的秘书赵炜以及陈士葆保健医生、刘新莲护士。当年，部队并不知道这几个人的姓名、职业和职务，多年后，从高振普、赵炜等人的回忆史料中才了解到他们的真实身份。

晚上7时30分左右，罗青长、郭玉峰以及手捧周总理骨灰盒的张树迎、高振普登上飞机，他们代表邓大姐去撒周总理骨灰，邓大姐没有登上飞机。根据高振普的回忆史料，邓大姐曾对张树迎、高振普说过：她很想亲自去撒，但是目前条件还不允许她这样做。天气太冷了，她年岁也大了，出动目标大，所以委托张树迎、高振普代表她去撒周总理骨灰。在即将起飞的飞机前，邓大姐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用沉痛的声音说：“辛苦同志们了”。此时，登上飞机的人员总计9人，除上述4人外，另外5人是：飞机正驾驶员胥从焕、副驾驶员唐学文、领航员白海坤、通讯员李永顺以及地勤机务人员陈宝森。

周总理和邓颖超没有亲生子女，经常把剩余的钱拿出一部分来补助他人。周总理去世后，两人合计积蓄5709.80元

晚上8时计划的起飞时间到了，但此时天空突然刮起了北风，为确保飞机飞行安全，不得不延后起飞时间。晚8时15分左右，北风渐渐停了下来，机场指挥员杜荣祥团长下达了起飞命令，胥从焕等机组人员立即发动飞机准备起飞。当晚，为了保密工作的需要，机场实行了灯火管制，没有打开跑道灯，整个机场跑道显得一片漆黑。随着飞机发动机的阵阵轰鸣，飞机依靠机翼上的航行灯照明，从停机坪慢慢的滑向起飞跑道并迅疾升上夜空。邓大姐、张廷发政委、赵炜秘书、陈士葆医生和刘新莲护士都肃立在凛冽的寒风中，邓大姐在身边工作人员的搀扶下，颤巍巍的轻轻挥手向自己最亲密的同志、战友和伴侣作最后的诀别，并与其他在场人员一起默默的目送飞机，直到飞机渐渐消失在茫茫的夜空中，邓大姐一行人才上车返回北京市内。

多年来，有的文章说，邓大姐只是护送周总理骨灰到了机场，但她坐在汽车里没有下车，没有在飞机前告别周总理，这个说法与史相悖！

夜空中撒下周总理骨灰

为确保执行为周总理撒骨灰任务的7225号飞机的飞行绝对安全，为了让操劳一生的周总理能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一程，据赵东旭（时任我团参谋长，现年86岁）回忆：当天晚上，空军实行了非常严格的净空令，即在该飞机飞行期间，整个飞行区域不允许有任何军用和民用飞机（航空器）飞行！空军和北京空军的雷达全部开机，全程跟踪执行任务的7225号飞机飞行状况。

据佟广俊（当时在团作训股工作，现年64岁）回忆：在飞机执行秘密飞行任务期间，北京空军司令员刘玉缇（抗美援朝时期著名空军一级战斗英雄，开国空军中校，1988年晋升中将，现已逝世）和其他两位首长亲自来到通县机场我团航行调度室二楼坐阵指挥，观看飞机飞行航线标图情况。我团杜荣祥团长担任现场塔台指挥员。佟广俊作为团作训股标图员，根据机场雷达报务员报告的飞行方向，全程跟踪标出飞行航线，随时向刘玉缇司令员等首长报告。从当晚现场标识的飞行航线可以看到，飞机从通县机场起飞后，先向北飞行，从北京城区--密云水库--飞越长城到凉平，再从凉平向南飞越长城，一直向东南方向飞行，从鹰手营子---蓟州--唐山--天津---沧州--惠民，再飞越黄河--邹平---北镇--渤海黄河口，然后，飞机再向北飞行返航回到通县机场。

晚上8时30分以后，天朗气清，惠风和畅，玉盘般的明月高悬夜空，灿烂的繁星布满苍穹，在一月寒冷的北京很少出现这样的夜景。7225号飞机机组人员根据中央领导确定的飞行路线、飞行高度和撒骨灰地点，按照邓大姐的嘱托，按照预定的计划飞行。飞机在飞行过程中，下午试飞时一切正常的飞机突然在空中发生了异常颤抖声音，飞机爬升率开始降低，机组人员顿时紧张起来。正驾驶胥从焕是一名飞行技术过硬、飞行经验丰富的优秀飞行员，他和副驾驶唐学文立即仔细检查了驾驶舱上的各种仪表和设备，发现一切正常。由此他判定飞机的颤抖是由于载重过大引起的，因为飞机上共有9名人员、一套较重的撒骨灰设备和注满油箱的飞机燃料。他沉着冷静的指挥机组人员严密监控飞机状况，继续按预定计划飞行。

飞机在飞经北京城区上空时，机上人员打开了周总理的骨灰盒，准备撒周总理骨灰，周总理的骨灰分装在4包大约长30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小布袋里。飞机在飞越密云水库上空、飞行高度500米时，胥从焕根据机上首长的指示，第一次拉了飞机上的播撒把手，将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密云水库里，这是按照邓大姐的要求，把周总理骨灰撒在有水的地方，这时骨灰既可以飘向水面，又可以飘向长城内外。

周总理生前非常关心水利这个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北京曾经是个严重缺水的城市，为了抓好北京水利资源的开发，周总理非常关心和组织规划建设了许多水库，在这些水库中，密云水库的建设规模是比较大的，它是首都北京最大的也是唯一的饮用水源供应地，为了确保人民群众的生活用水安全，周总理在水利资源方面花费的精力也是比较多的。因此，邓大姐决定把周总理的骨灰撒在江河里。

飞机随即转向东南方向飞行，在飞到天津海河的入海口上空准备撒骨灰时，机上一位首长曾要求胥从焕在撒骨灰时降低一些飞行高度。胥从焕回答：飞行路线、飞行高度和撒骨灰地点，都是中央定的，我无权改变。然后，胥从焕第二次拉了飞机上的播撒把手，将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天津海河的入海口。

周总理和邓大姐曾将天津称为是第二故乡，因为天津既是周总理青少年时代生活和最早投身革命的地方，也是周总理和邓大姐相爱的地方。邓大姐在《西花厅的海棠花又开了》一文中，曾满怀深情的回忆了她和周总理在天津相识、相知、相恋的美好时光。1913年春，周总理来到天津，1914年在南开学校读书，曾在天津组织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组织青年进步革命团体“觉悟社”，还曾在天津因投身“五四”爱国运动遭到反动当局逮捕坐牢达半年之久，那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失去自由。周总理和邓大姐相识于1919年5月、6月，相知于1920年-1923年，当时邓大姐在天津教书，周总理在法国留学，经过长达近3年的从欧洲名都巴黎到渤海之滨的天津互相鸿雁传书，他们于1923年明确恋爱关系，在1925年8月8日，“革命之花开放的时候，我们的爱情之花并开了”（邓大姐语），邓大姐从天津到广州与周总理结为终身伴侣。因此，他们对天津都多了一分情感和热爱，邓大姐才决定将周总理的部分骨灰撒在天津海河的入海口。

1992年7月11日邓大姐因病逝世。按照邓大姐的遗嘱，邓大姐生前的工作人员将其骨灰盛入精心保存的周总理骨灰盒里，并将邓大姐的骨灰撒入天津海河的入海口。

飞机在天津海河入海口撒下周总理骨灰后，就飞过天津、河北飞到山东，在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北镇黄河大桥上空，胥从焕第三次拉了飞机上的播撒把手，将周总理的最后一部分骨灰撒在黄河里。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哺育了无数优秀的中华儿女。周总理生前热爱黄河，如同热爱自己的母亲。他的童年与许多孩子一样，也曾在充满幸福与母爱的环境中生活过。他对自己的生母万氏、嗣母陈氏和乳母蒋江氏，特别是嗣母陈氏充满深厚的感情。1917年他在留学日本期间记下的念娘日记，1919年他在天津坐牢期间写下的怀念母亲的《念娘文》，都充满了对生育和抚育他成长的母亲的感激之情。而他的三位母亲对他童年的成长和早期教育也都有着巨大的影响。周总理日理万机、国家“大管家”的卓越组织管理能力，深受生母万氏处理复杂大家庭纠纷能力的熏陶；周总理文采飞扬、才华横溢，受益于嗣母陈氏的教诲；周总理了解普通人民群众疾苦，为人民谋福祉，深受乳母蒋江氏的影响。他对母亲始终怀有报恩和思念之情，1945年，他在重庆曾对记者说过：38年了，我没有回过家，母亲墓前想来已白杨萧萧，而我却痛悔着亲恩未报。他期望死后能将骨灰撒进黄河这个中华民族的母亲河，以报答生他、养他的母亲。

根据罗青长的回忆史料，周总理要将骨灰撒到黄河入海口，还有另外一层含义：周总理是想通过海水把他的骨灰带到台湾海峡，祈盼着祖国的早日统一。

正因为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周总理的骨灰回归了黄河，也就回归了大地，回归了祖国母亲。

在撒骨灰即将结束时，机上人员突然发现周总理的皮带环因在火化后还是完整的，无法通过播撒喷口撒出去，经请示飞机上的首长，机上人员将皮带环取出后打开飞机舱门撒下去，至此，为周总理撒骨灰的任务全部完成，周总理的骨灰已经按照他的遗愿全部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周总理的魂灵已经永远充满人间、贯通大地，回到了曾经哺育他生长的大地、人民和祖国母亲的怀抱。我仿佛看见祖国人民、周总理的母亲以及先他而逝的最亲密的留法同学和革命同志、战友张开双臂来欢迎他，他们是陈毅、蔡和森、赵世炎、李富春、董必武、彭德怀、贺龙、罗荣桓等，我仿佛听见周总理在万里长空上又发出了爽朗的笑声！

飞机在夜空中撒完周总理骨灰后，在渤海上空盘旋了三圈即行返航。在通县机场我团航行调度室二楼坐阵指挥的北京空军司令员刘玉缇和其他首长，在看到飞机返航的标图知道已经顺利完成任务后，指示佟广俊立刻擦掉飞机航线图标，然后乘车离去。

最令我团和空军部队广大官兵终生遗憾的是，由于受当时的政治大气候制约和执行严格保密的命令，我团没能给历史和人民留下为周总理撒骨灰过程的任何照片、录像以及其他影视资料。1977年在全国放映的《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永垂不朽》纪录片，虽然是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于1976年摄制的，但在这个纪录片中出现的那一个飞机播撒骨灰的镜头，是该厂在以后补拍的。

多年来，有些报道和回忆文章说，飞机分4次先后在北京城区、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和山东滨州撒下了周总理骨灰，这个说法是不确切的。我在写本文时，曾请当年我团的几位老领导特别是曾任团政委的丁延光老领导向胥从焕核实当年撒周总理骨灰的有关细节，现年已70多岁的胥从焕非常清楚地回忆，他是分3次先后在密云水库、天津海河入海口、山东滨州黄河入海口北镇黄河大桥上空，拉下飞机上的播撒把手撒下了周总理骨灰。本文正是根据胥从焕的回忆追记的这段史实。

尾声

1月16日（星期五）0时45分，7225号飞机在空中飞行4小时31分钟、飞行航程830公里后，安全降落在通县机场。 0时50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世界播报新闻宣布：周恩来总理的骨灰已经根据他生前遗愿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1月1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第一版都以非常醒目的黑体字报道了“遵照周恩来同志生前的遗言，周恩来同志的骨灰撒在祖国的江河里和土地上”的新闻。

为周总理撒骨灰的7225号国产运-5型飞机照片

今天，我团的7225号运-5飞机，已经作为一个重要历史文物，永久停放在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供世人瞻仰。2018年4月5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是人们祭祀先祖、亲人和英烈，为他们祭扫墓地的日子。在这仲春和暮春相交之际，我怀着崇高的敬意和无限的深情，专程从千里之外瑞雪飘飘的沈阳，来到春意盎然桃花初绽的首都北京，来到位于北京市昌平区大汤山脚下的中国航空博物馆，瞻仰曾经为敬爱的周恩来总理撒过骨灰的7225号国产运-5型飞机。目睹我曾经非常熟悉的运-5型飞机，凝视飞机前摆放的周总理的巨幅照片，缅怀周总理的伟大人格和历史功绩，我的眼前浮现出周总理那慈祥的面容、矫健的身影。斯人已去音容在，风范长存昭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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