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毛泽东说了一句什么 让军神刘伯承心里直打颤

张雄文：粟裕为何过去成不了华东战史的核心？

         张雄文

 按：本文选自《眼底吴钩——说不尽的粟裕》 ，东方出版社2016年10月版，作者张雄文，未经允许请勿转载。

 

谁是华东野战军（三野）的代表与核心？随着原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华野第9兵团政委郭化若所指出“粟裕最能代表我们整个华东部队”的结论广为人知与认可，并由刘华清、张震代表中央军委盖棺定论：“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粟裕在华东战史上的核心地位已毫无悬念，成为主流史家的共识。

   

这与西北野战军（一野）、中原野战军（二野）、东北野战军（四野）的司令员彭德怀、刘伯承、林彪是当之无愧的核心与代表不同，以官衔而论，粟裕仅仅是华东野战军负责战役指挥的副司令员、代司令员。

   

但正如郭化若所说：“第一、是他从未离开过华东战场；第二、华东部队的所有变革与重大胜利都与他密切相关。”这至关重要的两点,华野总部指挥员里粟裕是唯一一个，与彭德怀、刘伯承、林彪在各自所处的战区情形一样，换言之，粟裕与彭德怀等四人长期负责本战区战役指挥，担负实际军事主官的地位是一致的。

  这既是官方与主流史家的结论，也是历史的真实，是浩如烟海的原始文电还原出来的本来面目。

   

譬如，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雄师：第三野战军》一书便指出：粟裕作为一代名将，“华东地区战史，没有他便不能成章”，根据也是“在解放战争的大多数时间里，粟裕实际担负了华东战场的主要指挥责任。1948年陈毅调任中原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后，粟裕还担负了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在华东战场粟裕显示出高超的指挥艺术（注释）”

  然而，这个迟到的正确结论来之不易。

  建国后的20世纪50年代末期，根据中央军委与总参谋部的要求，各大军区开始组织撰写战史和回忆录。此后数十年间，四大野战军各类战史与将帅回忆录纷纷出版。

  这些总结中共军队与将帅历程的文字，以华东战史最为复杂，或者说，与历史实际距离相差最远。

   

这也似乎印证了陈毅在三野战史编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修史是后来者修史，我看现在写个初稿也好，也可以不写，让后来人写。斯大林写的联共党史，他死后又重写了。人家客观些，比如写新四军，写得很好，不切合实际，人家看了不对头；写得很坏，我也不高兴，死了再写就比较客观。”（注释）

   

不过，对陈毅而言，这种“不高兴”的事情似乎没有发生。尽管他长期不在华野（三野）指挥部，甚至有近8个月时间在中野工作，与华野许多“变革与重大胜利”干系不大，也不曾影响他在各种华东将领回忆录与战史中雄踞的“老大”地位。

  有些“不高兴”的是粟裕。

   

他晚年对妻子说：“60年代编华东战史，广泛征求意见，因1958年对我进行‘批判’，有的人便因人及事，对我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作了许多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

   

他认为，“我这个当年华东战场的战役指挥者，却一直没有机会见到这些材料，更没有机会谈自己的看法。这不仅是个人问题，它关系到正确理解毛泽东军事思想和正确总结华东解放战争的历史。”（注释）

  他的辞世在1984年。如果他能看到随后不断有华东将领的回忆录与文章问世，有过之而无不及地进行这种“不符合事实的评论和记载”，不知作何感想？

 

在这些战史回忆著作里，依然对他“所指挥的战役横加指责”外，还有人将他忽略不计，几乎不提及他这个华东战史的关键人物；也有人有意无意将他“降格”，记载成与他们同级别的人物，一些他主导和指挥、毛泽东高度赞许的战役也都扭曲变形，说成或者是他们向粟裕的建议，或者是他们经陈毅授权指挥，几乎与粟裕无关。

  一句话，粟裕成为可有可无的边缘人物。

  但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极力书写与陈毅的亲密关系与陈毅对他们的倚重。即便陈毅远在千里之外的中野司令部时，他们也能不惜笔墨带上一笔。

   

那么，这种不忍卒读，与历史文电相去甚远，给后人研究军史战史带来很大麻烦的“回忆”诞生，除了年老事久难免记忆偶尔失误的客观原因之外，还有些什么呢？主要有三个。

  一是建国后粟裕和彭德怀、刘伯承、林彪一起，最早调离原主管的战区。

  江山初定，飞鸟已尽，毛泽东首先考虑的是四大野战军军事主管的“杯酒释兵权”，以免尾大不掉，重演长征中与张国焘斗争“最黑暗”的日子。

   

刘伯承回忆，1949年刚解放进城，他和几个军区司令员去看毛泽东。毛泽东首先来了个“下马威”：“你们这些人要守规矩，听指挥啊，不然我就从你们几个人开刀（注释）。”

  刘伯承后来说：“我听了以后，心里直打颤，他是多么严格啊!”

  1950年6月，听说中央决定创办一所教育训练高级干部的陆军大学，他立即提笔给毛泽东写信，请求辞去二野司令员等职务，去筹建陆军大学。

  他的要求很快得到批准，于1951年元旦就任南京军事学院院长。他的军权也就全盘交给了贺龙。

   

三野的粟裕则在1950年7月初便被毛泽东借朝鲜战争爆发调往东北，任命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委。粟裕因病不能成行，后来前往苏联治病，1951年9月回国后被毛泽东任命为总参谋部副总参谋长，虽然依然保留华东军区副司令员的职务，但已是挂名的虚衔，与当年主持华东军区暨三野实际工作，担负“一路诸侯”的“威风八面”不可同日而语。

   

他一离开华东军区暨三野总部前往青岛休养（毛泽东7月10日电令他仍然必须“于八月上旬能来京，那时如身体已好，则担任工作，如身体不好则继续休养”，总之回不了华东），毛泽东便将空缺交给陈毅，让其重新主持军区工作，在当年8月11日致电陈毅说“撤销三野前委（前委书记为粟裕）”，鉴于陈毅有上海市长的兼职，他指令说“实行陈毅同志每月去南京一次，或唐、张每月至华东局汇报一次的办法（注释）”。

   

林彪则在１９５０年上半年攻下海南岛以后，也因病基本上不管中南军区的事情了，下半年便到了北京，由叶剑英代理中南军区司令员，期间也于8月底9月初和粟裕一起，被毛泽东考虑过挂帅出兵朝鲜的问题。

  彭德怀在1950年10月因粟裕、林彪有病不能挂帅出征朝鲜的情况下，被毛泽东选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从此离开西北军区，由张宗逊代理西北军区司令员。

   

贺龙、陈毅、叶剑英、张宗逊这四个接任四大野战军军事主官的人，陈毅1954年才调中央工作，任国务院副总理。因他过去便是华东军区与三野名义上的司令员，因此有几乎与解放战争相当的足够时间，重新调整、弥合自己过去实际不在华东军区造成下滑的地位和重量，将领们逐渐淡忘豫东、济南、淮海、渡江战役中指挥自己打仗、威望逐渐确立的代司令员粟裕，将聚光灯重新聚集到新的实际顶头上司陈毅身上。

   

而贺龙、叶剑英、张宗逊三人，前二者四年解放战争几乎无战功，又是“外来户”，无法在二野、四野中生根立足，取代刘伯承、林彪的核心地位；张宗逊尽管过去是西北野战军的副司令员，却因战绩与资历不足，也无粟裕那样负责野战军战役指挥之权，无法与彭德怀抗衡。

  因此，各野战军战史和将领们的回忆文章，便形成以彭德怀、刘伯承、陈毅与林彪为核心的局面。

第二个原因，是粟裕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遭错误批判，并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待遇，直至1994年中央军委才以特殊的方式平反。

   

军委扩大会议组织者给予他的罪名是“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理由有三：一是“一贯反领导”，与陈毅、聂荣臻和彭德怀三位领导都搞不好；二是“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三是“告洋状”（注释）。

   

这个“罪名”其实比同期被批判的刘伯承“教条主义”更为严重，后者似乎是方法问题，属于“好人办坏事”；而粟裕“反党反领导的极端个人主义”则涉及到人品，关乎大节，属于“坏人办坏事”。所以后来在聂荣臻最先提出后，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也称粟裕是“坏人”。

  会议组织者不仅向与会人员介绍粟裕的这些“问题”，还组织和动员一些华野将领对粟裕进行“揭发”批判（注释），“划清界限”。

   

如此一来，粟裕自1946年开始由新华社、《解放日报》不断推介的骁勇善战、智勇双全形象一落千丈，门前冷落，故旧踟蹰，正如楚青回忆所说：“这时鬼都不上门啊（注释）。”

   

恰在稍后的1959年，全军开始撰写战史与回忆录热潮。华东方面的书写者、回忆者或审稿者们一如惊弓之鸟，多早已在生活中与粟裕这个“极端个人主义者”“划清界限”，文字里自然更不敢多写与粟裕之间的“瓜葛”，以免惹祸上身；更有甚者，趁势“转移、淡化（注释）”他的战功，以在文字中曲笔的方式取代过去真实的上司粟裕。

  因此，华东战史与回忆录中便极少出现方面军实际统帅粟裕的形象，更鲜见那种诸如“在贺老总身边”、“和陈老总打游击”、“在林总的指挥下”等等亲热文字。

   

更多的情况往往是这种：陈毅在提及“七战七捷”的信件批示“这并不好，也无必要（注释）”；以正直著称的张爱萍在与自己无多大干系的“七战七捷纪念馆”龙飞凤舞题写馆名，却又交代“不要突出个人（粟裕）”（注释）；原山野、华野司令部参谋黄野松自费出书发表大作（未经政审，无书号），回忆陈毅说毛泽东曾对七战七捷不满（注释）……。

   

当数十年后粟裕百年诞辰到来之际，一些故旧重新想起粟裕，心潮起伏提笔回顾他时，一则政治生活环境变化，二则价值观已多元化（国共有重新和谈之意，张灵甫一类成为不少人心底的英雄），粟裕那些超越贺龙、林彪、陈毅等人的诸多非凡往事，已让人波澜不惊，甚至被人诟病斥为“造神”。

  第三个原因，是成为回忆主体与战史顾问的多数华野兵团司令员后来居上，职务超过了长期受不公正待遇而止步不前的粟裕或者与之平级。

   

原华野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苏北兵团司令员韦国清“文革”期间即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分别连任四届、三届，前者后来还高居中顾委副主任，后者也官至四至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四至五届全国政协副主席；而粟裕仅为中央委员、中顾委常委、一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解放战争几乎休养，经粟裕提名推荐就任的原华东海军司令员张爱萍（注释），后来成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而粟裕对应职务仅为总参谋长和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的国务院业务组成员（几近名不正而言不顺）；

  原三10兵团司令员叶飞于1983年与1988年连续两届当选为第六、七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而粟裕仅为第五届全国人大副委员长；

  三野9兵团司令员宋时轮“文革”中成为军事科学院院长，行政一把手，而粟裕是第一政委、院党委第一书记；

   

较为不济的是三野8兵团司令员陈士榘，只长期担任工程兵司令员，是原三野7兵团司令员王建安之外，第二个不曾超过粟裕的人物，但他是毛泽东秋收起义的“老人”，号称“一生紧跟毛泽东”。毛泽东曾多次当众意味深长地说；“陈士榘同志，假如说党内有山头的话，我们还是一个山头哩，都是井冈山的嘛！” 

因此，陈士榘同样牛气十足。

  历史人物无论贡献大小，能力高低，其实也都是人，同样具有人性的弱点，“傍大款”、“攀高枝”便是其中之一。

   

他们在粟裕辞世后的晚年，纷纷撰写回忆录与文章，回顾过去华野的战斗历程时，与其他野战军几乎言必林彪、彭德怀、刘伯承不同，他们对战役指挥员与实际统帅粟裕几乎均选择性遗漏，注目的是长期不在岗位、但地位始终比自己高，后来长期高居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拥有元帅军衔的陈毅。

  最早面世的是1986年出版的《许世友回忆录》，书中从不提及粟裕是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也从不提及陈毅自1948年5月起就不在华野。

   

回忆济南战役时，他说：“华东野战军首长研究决定：以山东兵团加上外线兵团一部，占参战兵力的44%，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由谭震林同志和我负责。以参战兵力的56%，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归粟裕同志指挥（注释）。”

  他甚至将千里之外的陈毅“调到”回忆录中的济南，无中生有地说：“陈毅同志和谭震林同志还亲自到参战部队作战前动员，激发了无比高昂的战斗士气。”

   

1988年，叶飞的《叶飞回忆录》出版，书中对长期的实际首长粟裕着墨淡漠、公事公办，对陈毅却浓墨重彩，甚至说，陈毅授权他统一指挥华野一、四、六、九纵队，总攻孟良崮。粟裕这个始终如一的战役指挥员在书中自然因此“下岗”。

  大概因叶飞的书中点出了华野参谋长陈士榘两件不大光彩的往事，1995年，陈士榘的回忆录《天翻地覆三年间》也匆忙出版。

  此时，陈士榘与叶飞两人已失和。他的亲属回忆说，有次他俩在十三陵水库相遇，“俩人当作没看见。”

  《天翻地覆三年间》开头语说，写回忆录“也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谎报军情、夸大困难、歪曲真相逃避责任、窃他人的功劳为己有，抬高自己在胜利者行列中的地位。”

  这种疑似他的秘书黄野松笔调的话语，不无哲理，但书中向叶飞辩解的同时，更多的是“践行”开头语，试图将自己与上级和直接领导者粟裕并列。

  譬如书中写到鲁南战役时说：

 

  “十七日深夜，我已休息了，陈毅司令员把我叫了起来，说有急事。我问：“‘什么事’? 陈毅司令员说：‘粟裕病了。’

   

他叫我率第八师配合一师解决枣庄敌人，把粟裕替下来。”“天亮之后，我赶到枣庄，看望了粟裕。他躺在床上，发高烧，病得很重。我命令部队组织人员护送粟裕回指挥部治病休息。”

  “经研究后，重新确定了攻击方向和作战任务。”

  “我们决定改变主攻方向。原来主攻方向在南面，现在改在北面，仍由一师担任。”

  “陶勇同志开始有些想不通，但经我说明道理，还是同意了这个方案，服从我的指挥。”

 

  如此绘声绘色，回忆者又是华野参谋长，自然令一般读者信以为真，但军事科学院原战史编辑室主任姚旭撰文驳斥说：

   

“粟裕戎马一生，从未因病离开过指挥岗位，即使是淮海战役歼灭杜聿明三个兵团期间，他病已很重，但一直坚持指挥到胜利结束，才去济南治病。于是我们询问了“粟裕传记组”，承他们出示了证明材料。

   

一份是当年山野作战处副处长王德在1989年3月8日谈话的录音记录，王德说：“打枣庄时我跟粟司令去的。我们在前面，我记得最后打到五十一军军部，缴了周毓英的一辆吉普车，比较新一点。我和粟司令坐吉普车出来的，陶勇送粟司令的。”

   

另一份是当年跟随粟裕在一起的秘书徐玉田写的书面证明材料：“陈士榘回忆录中说宿北、鲁南战役都是他和粟司令各指挥一路，是不符合史实的。粟司令在指挥打枣庄时，身体很好，精力充沛，情绪很高，战斗胜利结束后，他叫警卫员喊我同去村外田野散步，何病之有?”

  同粟裕在一起的另一位参谋徐充也在信中说：“我所知道的与徐玉田所说相同。”我们还询问过和粟裕一起在枣庄指挥所的同志，都如此说。

 

  姚旭感叹说：“此书写的三年历史，真实性如何?好在有关这段历史过去保密的大量档案已在《毛泽东军事文集》和《毛泽东年谱》中公布于世，让读者去查对判断吧! 

（注释）

 

  当然，人性是复杂的。这似乎不能简单断定回忆者人品有问题。陈家后代回忆，平日陈士榘与粟裕大将相见，总互相问寒问暖。

  为姚旭提供录音记录反驳的王德，是陈士榘长期看重的人，与黄野松一起，“一直追随左右，充当他的助手”（王德黄野松回忆）。

  1947年1月华中野战军与山东野战军合并，陈士榘就提出原山野参谋处王德担任作战处处长，但为负责战役指挥的粟裕否定，最后决定由原华中野战军参谋处夏光担任。

   

王德与黄野松曾撰写《陈士榘在华东野战军》一文，“作为我们对已届86岁高龄的老首长寿辰的一份献礼”，文中内容与陈士榘的回忆录也无多大出入，与历史事实却相距甚远。

  譬如说宿北战役，“这一仗他与粟裕分工，他负责指挥右路一纵和八师由西向东打。粟裕负责指挥左路二纵、七师、八纵由东向西打，最后会攻敌六十九师师部。”

  豫东战役，他俩认为，“陈、唐的建议对粟裕改变打五军的决心，并定下打开封的决策中，起到了促成和关键的作用。”贡献当然以陈士榘最大。

   

淮海战役第三阶段最后围歼杜聿明集团时，“粟裕在指挥中因疲劳过度，病倒了，委托味士榘指挥，他不分昼夜，亲临作战室值班，坐镇指挥，使他熟练的战场指挥才能得到了充分发挥，在淮海决战中作出了重要贡献。”

   

总之，在陈毅、粟裕争论期间或者战役期间，陈士榘“衷心地拥护陈毅的领导，坚定地支持陈毅的指挥”，“对陈毅寄予莫大的希望，十分赞赏陈毅的耐心”，“大大小小打了几十仗，而他作为参谋长和前敌指挥，几乎是无役不与无仗不参。”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陈毅、粟裕、谭震林都早已辞世，他俩认为：“现在保存下来的史料，只有唯一健在的陈士榘最知其详，其他各位领导人均己先后谢世，这是一份极其珍贵的史料。”也就是陈士榘的话和回忆才是真实可靠，毋庸置疑的。

    

有意思的是，文中他们却同样记载了鲁南战役时，“第二阶段又指挥打峄县。粟裕指挥打枣庄。中途粟裕病倒，陈毅派他去接替粟裕继续打下枣庄。”不知王德当初给姚旭提供的录音记录反证，是否迫不得已或者是刑讯逼供？

   

陈士榘如此，韦国清、宋时轮、张爱萍的文章对粟裕有利的也不多。最典型的是，华东海军的创建，粟裕这个主持会议，宣布华东海军成立并早先建立苏北海防纵队的三野代司令员几乎可以省略，而陈毅却与力甚多，张爱萍本人则成为海军创始人。

   

他们的文章与书籍，尽管出版、发表较早，错愕之处已被后来的专著与学者订正，却依然尚在热销之中，至今成为某些学者、网络军迷引用的重要来源，也是尽管军委有结论，华东战史却仍然难以统一的根源之一。

  这种情形，其实不奇怪，其他野战军也有。

  在当年的二野政委邓小平下台，或者二野将领职务与实权超过他时，待遇与粟裕也相差无几。

    

原二野将领李德生1973年担任过中共中央副主席，炙手可热，同期的邓小平正在江西思量如何养老。他对邓小平就难以恭敬有加，邓小平复出后，李德生成为最刺头的军区司令员。

  原二野3兵团政委谢富治，“文革”中担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对“倒霉”的邓小平也没少下绊子，遑论暗里雪中送炭了。

  原二野5兵团政委苏振华，“文革”中的1973年成为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6年10月华国锋掌权后，成为极力拥护华国锋的政治局委员。

   

有了更高层次的“大款”，他也没把邓小平放在眼里，《罗瑞卿传》记载说：“海军主要负责人（即苏振华）是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有错误。”也就是说，他是“落井下石”而非“雪中送炭”的诸多老部下之一。

   

《罗瑞卿传》说：“粉碎‘四人帮’后，他（苏振华）为阻挠大家的批评，而赞成‘两个凡是’。在邓小平就海军106号导弹驱逐舰事故对海军主要负责人提出批评后，他不服气”。

   

（苏振华）“４月１２日去向华国锋告状，谈了５个小时。华说：我最近要去朝鲜访问，回国后去大连检阅海军。他回来后即向海军党委汇报说：华主席支持我们，不要紧，打不倒”。

   

海军司令萧劲光很高兴，说，华主席视察海军这是一件大好事，是对海军的鼓舞，……这次华检阅，一定要搞好，……码头、上下船地点、舰艇的选择，都要做好。做好绝对保证安全。凡是新型舰艇，都列队检阅。

   

这是华国锋“插手”军队的迹象，《罗瑞卿传》说：听到报告后，“罗瑞卿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表明自己不同意这一行动的意见。邓小平同意罗的意见。在邓小平支持下，此事终于被制止”。

  这就是曾经被视为“壮举”的制止华国锋插手军队事件。

  中共中央主席和军委主席检阅海军部队“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邓语）”，似乎“党指挥枪”的原则受到了挑战。但苏振华输了。

  幸运的是，苏振华于1979年2月病逝，也就不管“秋后算账”的事了。

   

原二野3兵团司令员陈锡联，“文革”期间相继担任国务院副总理，第九、十、十一届3届中央政治局委员，成为毛泽东晚年四大“宠臣”之一。在毛泽东逝世前夕，更是被突击安排为中央军委常委，代替叶剑英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成为接班人华国锋的军事助手。

 

  1976年10月华国锋正式成为“英明领袖”后，他坚定地站在“凡是派”一边护驾，对“老政委”邓小平青眼不多。

   

不幸邓小平逐渐“咸鱼翻身，死灰复燃”，成为第二代核心，陈锡联便也基本上结束了政治生命。所幸他及时转舵，在老友宋任穷的不断关照下，恢复了和邓小平的关系，得以两度当选中顾委常委，获得善终。

   

邓小平是一代雄主，后来高居第二代核心，“落魄”时尚有如此遭遇（当然，成为“核心”后不管现实生活还是回忆文章与战史里，当年的“威望”均早已焕然一新），一直到死都不曾平反的粟裕，更不必说咸鱼翻身，官衔与地位显赫无比了，在战史与回忆录中的境遇也就不难理解。

  综合以上三个方面的原因，过去军史战史乃至当下部分普通军迷因印刻效应对粟裕的贬低，粟裕难以回归真实文电战史里核心的疑惑，应当迎刃而解了。

    

在此情形下，过去战史与回忆录中的粟裕形象严重变形。除上文阐述的各类虚假印象之外，还有刻意反复渲染不大擅长打仗的陈毅之统帅“魄力与威望”，粟裕则缺少大将风度，“不是帅才”，成为坊间“引经据典”的依据。

 

  而事实上，这与真实历史完全不一致，但宿北战役中，粟裕情急之下怒吼要杀韦国清的头（注释）一类极具“魄力与威望”之事，过去谁又敢谁又愿意嚷嚷出来呢？

 

  同一个野战军里的“自己人”如此，不相干的其他野战军与后人便更投之以石了。

 

  在粟裕1994年12月被中央军委公开平反正名，指出他1958年受到“错误批判”多年后，以彭德怀秘书为主编写的《彭德怀全传》仍然公开挑战中央军委的权威。

    

他们将当年粟裕“一贯反领导”、“向党要权”、“向国防部要权”，“争夺军队领导权限”、“告洋状”的罪名避而不谈，避重就轻替换为“自行布置准备攻占马祖列岛”、与苏联总长几句交谈是“忽略外事纪律”、毛泽东与彭德怀已多次商讨撤回志愿军，粟裕以“总参谋部”名义署名之举是“擅自调兵”，最后得出粟裕挨批是因“三大错误”，“可能与这三次事件有关”的疑似结论（注释），引起不小的混乱。

 

  可以说，是社会政治与文化传统造成了粟裕被扭曲，后来的历史与人事变迁，令战史回忆与书写者将现实生活中的印象，前移到了战争年代。这无疑是一个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