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共决战粟裕为何成继林彪后第二个被毛泽东批评的人

2019-01-09 08:00 掌上风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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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题:毛泽东为何唯一一次称饶漱石是“华野全军的政委”           ——兼谈毛泽东为何令饶漱石传达对粟裕的一个批评

                                   张雄文


        饶漱石从未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也未在华东野战军任过具体职务。


        1947年1月至2月,遵照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的命令,山东军区与华中军区合并为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华东局书记饶漱石兼任政委;同时,华中野战军和山东野战军合并为华东野战军,陈毅兼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为副司令员,谭震林为副政委。


       军区体制上属于野战军的上一级机构,但二者同属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直接指挥。


      关于野战军和军区的关系,中共中央在1947年12月3日给东北局的一份电报中给予了说明:“关内各解放区均分前后方,前方以野战军司令员、政委统率野战兵团,后方以甲级军区(又称大军区)司令员、政委统率地方兵团及乙级军区(又称小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而“两者的司令员或政委,依各区情形,有兼的有不兼的”。


      中共中央指出了军区的职责:“统率地方兵团及乙级军区(又称小军区)及军分区,并管理本区范围内的动员、训练、兵工生产与负责供给前方”,通俗一点说则是担任后勤服务,负责为野战军输送兵员、粮草等工作,及领导地方部队;野战军则是精锐主力部队,属正规的大规模作战集群,相当于战略集群,系方面军级单位,用于本战略区甚至跨战略区作战。


       中共中央同时还规定了军区和野战军的隶属关系:“两者隶属关系,一般的是野战军与军区,均直受军委指挥。”


      国共相争最激烈的三年中,所有权威的原始文档及后来的战史记载都表明,饶漱石仅仅以华东局书记身份兼任华东军区政委一职,并未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华东局书记和军区政委两个职务,虽然是华东野战军的上级,却仅仅体现的是党的领导,而无权指挥其作战,因中央明确规定:军区和野战军“均直受军委指挥”,因而指挥华东野战军作战行动的上一级单位只能是中央军委。


       不过,因形势变化,饶漱石也曾以华东局书记的身份,获得了几个月可以直接指挥华野3个纵队的机遇。


      1947年7月后,为配合刘伯承、邓小平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出击大别山,粟裕和陈毅一道奉毛泽东之令率6个纵队的华野主力部队挺进中原,接替刘邓主力南下后留出的空档。粟裕还建议将留在山东内线的3个纵队组成东兵团,由华野副政委谭震林兼任司令员,黎玉为副政委,许世友为副司令员统一指挥,获得了毛泽东的批准。


       粟裕与陈毅指挥华野主力(即俗称的陈粟大军、外线兵团或西线兵团)开赴中原战场之初,对谭震林、许世友的东兵团也一直通过电报不断实施指挥,但毕竟山水远隔,多有不便。

 

       这一年10月15日,毛泽东致电陈毅、粟裕,指令“许谭东兵团及其他华东部队一切行动由华东局指挥”。他要求陈毅和粟裕专注对西线华野主力的指挥,“集中精力,指挥西兵团及规定区域一切武装之作战,该区一千万人民群众之发动,党及政权之建立与发展,部队给养之筹划等事项”。


       也就是说,毛泽东安排陈毅和粟裕专心指挥华野主力经营中原,山东内线的东兵团则交华东局书记饶漱石指挥。


       因饶漱石属于政工干部,未参加过红军成长时期的军事斗争,不谙军事;中央局与军区一样,依照规定也无权指挥野战军,但陈毅和粟裕率华野总部紧急开赴中原,“蜀中无大将,廖化当先锋”,毛泽东只得让饶漱石出马,说“让漱石学习战争指挥甚为必要”。他乐观地估计“再过若干时期,漱石和黎玉均可在军事指挥上锻炼出来”。


        毛泽东也深知饶漱石从军履历不长,军事指挥更是外行,“学习战争指挥”并非能一蹴而就,因而华野东兵团事实上多由中央军委与他本人直接指挥,许世友与谭震林不久也开始与中央直接电报往来。


      1948年7月,粟裕向毛泽东建议曾一度内线与外线分兵作战的华野全军“协力攻打济南,并同时打援”。毛泽东很快予以批准,指令“由粟裕和陈士榘、唐亮、张震依情况提出计划并统一指挥”。


       随后,粟裕率领挺进中原的华野主力回师山东,同时提请毛泽东批准,将华野苏北兵团北调,与山东兵团(原东兵团)会师,华野全军重新汇合。粟裕是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成为华东野战军全军的实际最高负责人。1948年9月,毛泽东重申:“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饶漱石从此卸下负担,不再直接指挥野战军。不过,他对华野的政工作用发挥不小。 9月27日,毛泽东致电刚从西柏坡回到山东的饶漱石,指令说:“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这个“帮助”,是要求他“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他奉毛泽东之令,以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的身份,协助粟裕调整了有本位主义倾向的山东兵团编制,将其主力9纵与外线兵团的10纵予以对调。


       直到1949年6月,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拿下上海,最激烈的战争局面基本结束,华东军区与第三野战军(华东野战军改称)领导机关合并,饶漱石才兼领华东军区暨野战军政委。因华东军区暨三野领导机构设在南京,由副司令员粟裕实际负责,饶漱石又担任华东局书记兼上海市委书记,在上海主管华东局和市委,因而实际未在野战军政委任上履过职。


       饶漱石不曾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是无可争辩的事实。但在浩如烟海的文电中,他曾有一次被毛泽东以中央军委的名义称为“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这又是为何呢?


        1948年10月30日,正当华东野战军代前委书记、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积极进行发起淮海战役时,刚从西柏坡开完政治局“九月会议”,来到山东曲阜华野指挥部驻地与粟裕会面不过一周的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突然接到毛泽东以中央军委名义发来的一份电报: 


漱石同志: 


    自中央子虞电至今已九个月,未寒电至今亦已两个半月,华野前委书记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在此问题上失去主动性,落在一切兵团之后,实属不合。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现责成你传达中央意旨,处理此项问题,并以结果电告为盼。 

                                                                    

                                                           军委 

                                                        三十亥 


       这是一份责成饶漱石传达的批评电报,批评的对象是电报中的“华野前委书记”,即华东野战军代前委书记粟裕(前委书记陈毅1948年5月调中原军区兼中原野战军副司令员)。批评的内容是作为华东野战军实际最高负责人粟裕“对于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及在军队中开展反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反对事前不请示,事后不报告,经验主义与游击主义的恶劣作风,至今没有表示态度,亦未申明理由”,也就是没有执行中央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


       《关于建立报告制度》(即子虞电)是1948年1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一个重要指示,要求党迅速克服存在于党内和军队内的任何无纪律无政府状态,把一切必须和可能集中的权力集中于中央。这一制度明确要求负责执行(即约束)的对象,党内是“各中央局和分局”书记,军内是“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


        毛泽东除指出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请示报告内容的要求,必须“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外,还特别要求野战军与军区的主要负责人:“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并且照过去规定,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外,从今年起,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


       他严格要求说:“如规定的写报告时间(逢单月的上旬)恰在作战紧张的时候,则可提前或推迟若干天,但须申明原因。其中关于政治工作部分,由该军政治部主任起草,经司令员、政治委员审查修改,并且共同署名。”


      《制度》还规定中央局、中央分局书记报告的对象是中央和中央主席,而野战军、军区首长报告的对象是军委主席。这两个主席都是毛泽东。


     有资格执行这一制度的地方与军队主要负责人如下:


     中央局:东北局书记林彪;西北局书记彭德怀(后为习仲勋);晋察冀局书记聂荣臻;晋冀鲁豫局(不久与晋察冀局合并为华北局)书记邓小平;华东局书记饶漱石。


    野战军与军区:东北野战军(东北军区)司令员、前委书记林彪,政委罗荣桓;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代政委、代前委书记粟裕;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中原野战军(中原军区)司令员刘伯承,政委兼前委书记邓小平;西北野战军司令员、政委兼前委书记彭德怀,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区(不久改称西北军区)司令员贺龙,政委习仲勋。


    毛泽东对请示报告制度的执行要求异常严格,曾严厉批评过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司令员林彪。这一制度下达6个月后,林彪按理应该已有三次报告,但他一次也没动笔。1948年8月15日,毛泽东以中央名义给林彪发了一封2000字的长电,措辞严厉地批评他不按规定作综合性报告,“使我们完全不了解你们在这件事上何以采取这样的敷衍态度”。


    他毫不顾及情面地列举了林彪几个月来的拖沓表现:“今年5月、7月两次催你们,你们不声明理由,近日再催,你们才声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极忙碌,事实上只各顾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对各部门的工作难求得全部了解,对作全貌的报告遂感困难’,‘缺乏向中央作综合性报告的材料来源’等等。”


      毛泽东直言说:“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他还顺便表扬了按时请示报告的中原局书记兼中原野战军政委邓小平:“我们五月间即告诉你们,像大别山那样严重的环境,邓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规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综合性报告,并将邓小平同志来电转给你们阅读。你们的环境比大别山好得多,何以你们反不能做此项报告?”


      毛泽东最后严肃地说:“我们认为所以使你们采取此种态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们所说的一切,而是在这件事上,在你们的心中存在着一种无纪律思想。”


      粟裕是继林彪之后,因代表华东野战军执行请示报告制度而被毛泽东批评的第二人。实际上,他很冤枉。


      毛泽东指出的时间段里,粟裕与中央军委之间电报往来不断,每一件大事都有请示报告。


       毛泽东曾于10月6日电告粟裕说:“你们七月间关于部队思想情况的报告,算得是一个综合报告。九月的报告可在这次会议(即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后做,即将会议情况报告即可(《毛泽东年谱》下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第一版,第355页。)”。


       粟裕遵令而行,华野前委扩大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便上报了会议情况,毛泽东10月29日复电说:“我们收到并阅悉了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关于加强纪律性,克服党内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是正确的。”没想到时隔一天又收到了这封批评电报。


       饶漱石收到毛泽东的指令后,马上约粟裕谈话,建议他给毛泽东写一个检讨报告。

此时,淮海战役即将打响,毛泽东先前已两次催促“速赴南线指挥”,粟裕已无时间静下来重新写报告,而中央又规定必须首长本人亲自动笔。他只得对饶漱石说:“这个检讨报告迟早是要作的,等打完这一仗再说吧。”


       这一“关于华野前委扩大会议检讨无纪律无政府现象的情况报告”,粟裕直到淮海战役开打后的11月9日才抽空撰写完毕,毛泽东收到后也就作罢。


        这一事件说明三点:一是粟裕是华东野战军的代前委书记,是华野有资格执行中央请示报告制度的唯一首长;二是饶漱石并未在华东野战军担任政委一职,否则,毛泽东批评的对象会毫不留情地加上他;三是粟裕事实上蒙受冤屈,后来也不折不扣执行了请示报告制度。


         我曾将这一事件写入《名将粟裕珍闻录》一书,以《粟裕:给毛泽东作综合报告的当然首长》为题,被新浪、凤凰网等新媒体转载后,一位饶漱石的粉丝将全文选择性忽略,只摘取了毛泽东电报中一句“你是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视为至宝,以此认定饶漱石担任过华东野战军政委,进而“论证”其为华野统帅和军事家,为饶漱石抢战功,并在网络上四处张贴。


       近来,某老人又在网络积满灰尘的角落将饶漱石这一粉丝的话拾掇到博客,兴奋不已,以为发现了改写军史的论据,堂而皇之论证饶漱石是华东野战军政委,将陈毅从未去职的兼政委与粟裕的代政委之职一概抹去,意图否定中央军委1994年12月认定的“华东野战军、第三野战军的光辉战绩,在战役指挥上,粟裕起了决定作用”的结论。这些所谓的“研究”,除了自娱自乐,一时迷惑部分军史入门者外,终将沦为笑柄,被历史真相所遗弃。


    那么,毛泽东又为何称饶漱石为“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呢?其实很简单,因为饶漱石是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是华东野战军党内和军内的上级,从大的方面上,饶漱石也可称是“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毛泽东说话又惯于大而化之,并不严谨,因而便有了饶漱石这唯一一次在电报中做了华野政委的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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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雄文,中国作协会员、湖南省作协全委、湖南省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株洲市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第33届高研班学员。在《人民文学》《北京文学》《湖南文学》《创作与评论》《山东文学》《安徽文学》《散文百家》《当代人》《绿洲》《诗歌月刊》《满族文学》《人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国艺术报》等报刊发表百余万字,出版有《无冕元帅》、《名将粟裕珍闻录》《吹角连营》等九部书。作品入选多个版本文集,曾获山西省“五个一工程奖”、第八届冰心散文奖、北方十三省市文艺图书一等奖、《散文百家》全国征文一等奖、《人民文学》全国征文奖等奖项。



责任编辑人:高飏 PN0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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