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南战役前后粟裕为何整顿华野个别兵团的内部纪律

原题：粟裕为何整顿华野个别兵团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

张雄文

1948年8月10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根据毛泽东的指令，将拟定的攻打济南3个作战方案上报毛泽东并告所属的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等人，准备从中原回师，集中华野四个兵团攻打济南。

此前，因毛泽东指令粟裕和陈毅带华野司令部和七个纵队的主力部队（两个兵团）转战中原，支援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华东野战军被分成了三个作战区域：陈毅、粟裕指挥两个兵团经营中原；许世友、谭震林的山东兵团留守山东；韦国清的苏北兵团经营苏北。其中，因相隔较远，毛泽东先是指令华东局和饶漱石暂时指挥许世友和谭震林，后来又由中央军委暂时直接指挥；苏北兵团从组建开始，毛泽东便指令由陈毅、粟裕指挥。

华东野战军远征中原，这是由野战军的性质决定的，与地方部队不同，野战军可以不局限于一个区域作战。野战军为了作战需要暂时分兵也很正常，东北野战军就曾经分为北满和南满两部分，北满主力部队由林彪、罗荣桓直接指挥；南满部队约一个兵团由萧劲光、萧华独立负责。中原野战军也曾分为几块，野战军主力由刘伯承、邓小平直接指挥；所属的陈赓兵团先后配属彭德怀、粟裕指挥，后来直接归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指挥。

这些独立作战的部队时间一久，便有了本位主义，不大愿意重新接受统一指挥，比如一度与中原野战军主力分开行动的陈赓兵团（陈谢大军）。1948年8月11日，中原野战军负责人刘伯承、陈毅、邓子恢和张际春在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关于中原部队战力和整训工作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批评说：“四纵（即陈谢大军）干部中，有的背了与陈粟、刘邓并列的所谓陈谢大军的包袱，要求单独活动。”

华东野战军的山东兵团也不例外。

  粟裕指挥华东野战军外线与内线共四个兵团重新会合集中后，内部关系出现了一定程度的不和谐，组织纪律观念有所淡化。

  陈毅早在1948年1月的《华东一年来自卫战争的初步总结》中，便深有感触地说：“一年来最头痛的是本位主义、山头主义。过去是农村环境，各自为政，各有各的一套，合起来就不习惯，统一指挥也不高兴，成为掩护贪污、腐化、浪费，破坏团结统一的坏东西。”

1948年8月16日，粟裕前往兖州，准备与山东兵团许世友、谭震林进一步会商攻打济南的计划。4天后，他与谭震林在曲阜会面，但许世友回报说在胶东疗养，未参与计划的商讨。

山东兵团有副司令员王建安参加会议。王建安原为8纵司令员，之前跟随粟裕外线作战，逐鹿中原，转战豫东，刚调任山东兵团副司令员不久。他是一员虎将，纪律观念很强，接受任务后，有条不紊地开始作战的准备。攻城作战急需的是炮兵，至于负责执行作战计划的前线指挥员，粟裕觉得王建安很能胜任。他最期待倚重的是华野特种兵纵队司令员陈锐霆。因陈锐霆正在中央驻地西柏坡向毛泽东汇报工作和豫东战役战况，粟裕致电中央军委转陈锐霆，请他于9月1日前赶回兖州。陈锐霆随即奉命如期赶到。

   粟裕在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汇报攻打济南作战计划时，毛泽东发现许世友未在电文出现，当天致电粟裕和谭震林说：“此次攻济是一次严重作战，请考虑在许世友同志身体许可情况下请他回来担任攻城主要指挥员，王建安同志辅之。”毛泽东解释说：“因王（建安）初到东兵团，不如许之熟悉情况。据饶漱石同志说许休息若干天是可以回部工作的。攻济任务完成，他仍可去休息。”他最后还以商量的口气说：“如何，请酌办。”

尽管作战计划已由华野总部拟定已就，剩下的事情便是按部就班攻城，智勇双全的王建安完全可以胜任，粟裕还是遵从了毛泽东的意思，给许世友发出了带病回部的指令。

  8月25日至29日，粟裕以华野代前委书记的身份，在曲阜主持了各纵队以上将领参加的华野前委扩大会议，制定攻济打援的具体作战部署。许世友未及时赶回参加会议，对具体部署不清楚。

如何安排华野全军15个纵队的攻城和打援任务，粟裕做了精心考虑。

他首先决定从外线兵团中“抽出几个长于攻坚的部队参战”，也就是以攻坚著称的是3纵与8纵。这两支部队在豫东战役中，奉粟裕之令拿下了河南省会开封，蒋介石的国防部惊呼：“共军表现特异”，“敢攻袭大据点”。

粟裕

粟裕的济南作战部署是，将华野全军初步分为攻城和打援两大集团，其中又细分为攻坚、打援、阻援和扫荡4个部分，具体是：

  一、攻坚集团，由东、西两个兵团组成：一是以原山东兵团的9纵、13纵及渤海纵队（6个团）共24个团为攻坚东兵团；二是以原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及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19个团组成攻坚西兵团。

  二、打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所属的1纵、6纵、中野11纵、山东兵团的7纵、苏北兵团7个团和鲁中南纵队4个团共52个团组成。

  三、阻援集团，由原华野外线兵团4纵、8纵和冀鲁豫两个独立旅共20个团组成。

  四、扫荡部队，由原华野外线兵团的两广纵队和野司特务团组成。

  粟裕这一作战部署的要旨是，为保持指挥上的高度统一和内部团结，克服“七月分兵”后带来的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特意将集中作战的华野全军混合编为攻城与打援两大集团。

  山东兵团下辖7纵、9纵和13纵三个纵队，以及其指挥的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共10万余人，约占华野全军总兵力的三分之一。但参加攻坚即攻城集团的仅为山东兵团的大部而非全部，其所属的七纵和半个鲁中南纵队被划入打援集团。

  与此同时，粟裕为加强攻城集团的兵力，将华野外线兵团的3纵、10纵、特种兵纵队的一半（含炮团、工兵团和坦克分队）投入攻城作战，战役发起不久又将两广纵队与野司警卫团编入攻城集团。此外，粟裕还安排了渤海军区部队、华北冀鲁豫军区部队参加攻城作战。

  攻城集团东西两个兵团总兵力为14万人，其中原山东兵团部队约8万人，占攻城集团总兵力的百分之六十；攻城集团中的原华野外线兵团部队和其他部队人数约6万人，占攻城总兵力的百分之四十。

  攻城集团的主力是9纵、13纵、3纵和10纵，即山东兵团和外线兵团各占两个。

  因而，攻城集团中原山东兵团部队虽占多数，但并不是攻城集团的全部。

  这种两军会合后为融洽内部关系、加强团结、防止山头主义的混编，毛泽东早在长征途中便实施过。

  1935年8月，中共中央率领的红一方面军与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后不久，毛泽东便将两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

  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1、3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30军组成，归毛泽东与中共中央统率行动；左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五、九军团与红四方面军的9、31、33军组成，归张国焘与红军总司令部统率行动。

  有这一典型的先例，济南城下粟裕的安排也就于法有据了。

  8月31日，粟裕与谭震林、陈士榘联合署名将作战部署上报毛泽东，攻城战斗，拟定于9月16日开始。毛泽东于9月2日复电说，“完全同意”他们“所提攻济及打援之整个部署”。

  得到最高统帅部的认可，粟裕当天便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的名义，正式签发了华东野战军济徐作战（即攻济打援战役）预备命令。

  命令中，他指定攻城集团由原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华野副政委兼山东兵团政委谭震林、山东兵团副司令员王建安统一指挥，阻援集团由华野参谋长陈士榘统一指挥，打援集团则由华野总司令部直接指挥。

  同时，他还指令攻城集团中的东兵团由原山东兵团9纵司令员聂凤智、政委刘浩天指挥，西兵团由原外线兵团10纵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明确规定有夺取机场断绝守军空援任务的西兵团为主攻方向。

  随后，粟裕前往10纵，谭震林前往9纵，代表华野前委分别看望攻城部队，并作战前动员。谭震林于9月5日还召集了山东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传达说：“华野前委研究决定并经中央批准，由许世友、王建安和我指挥攻城集团”。

  许世友接到粟裕与谭震林奉毛泽东指令，电令其回部参战后，却未见动静。

  9月7日，一直记挂此事，未见回音的毛泽东致电华东局并告华野粟裕、陈士榘、唐亮，说攻济需要许世友担任指挥，他现在何处，何日可到，盼告。

  这时，许世友得知毛泽东再次催促后，不敢再耽搁，连忙往部队驻地赶，但认为粟裕和华野司令部的攻济打援部署没有集中兵力，因而于9月8日致电粟裕，首先建议将攻城西兵团中的两个纵队抽一个纵队到铁路以东。

  粟裕当然知道集中兵力的重要性，问题是何处急需集中兵力。他没有当天答复许世友，而是于第二天与谭震林签发济南战役政治动员令后，赶到攻城集团的西兵团，参加了3纵、10纵和两广纵队的作战会议，还在营以上干部大会上作了动员报告。

  宋时轮汇报说，济南机场及其外围防守兵力已达5个旅，正日夜赶修工事，3纵、10纵两个纵队均感吃力，至少要拖长时间。

  粟裕返回华野司令部驻地大柏集后，致电负责攻城的许世友和谭震林，要求从攻城部队东兵团中抽调13纵全部至少一个师，协同西兵团完成迅速攻占机场的任务。

  9月10日，他又正式答复许世友，否决了其从攻城西兵团抽调部队到铁路以东的建议，说：“攻济之第一步要求，似宜以迅速攻占机场断绝敌人空援为目标”，“攻城第二步再以主力转向济城即商埠”。

  虽然粟裕自华东野战军成立之初便是华野副司令员，指挥过许世友进行过多次重大战役，他与陈毅又于5月14日明确电告华东局：“陈（毅）在华野党政军职务由粟（裕）代理”，但他毕竟仅为代司令员兼代政委，与可以名正言顺“撤职查办”的正式司令员兼政委一职有一定距离，而山东兵团又独立作战过一段时间，大兵团集中作战所需的高度统一观念有所淡薄，本位主义有所抬头，因而粟裕的指挥环境比较艰难，需要用不少的精力调整内部关系。

  9月11日，许世友赶到了攻城总指挥部。

  见华野总部不同意抽调攻城西兵团部队，他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说“从部署看，我们兵力不集中，没有重点使用，这样很容易造成对我不利，尤其是攻济南的兵力已部署好，不能变动，但第二步我一定集中使用兵力”。

  他还说：“打下济南我们有最大的决心与把握，只要能挡住援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以争取时间解决济南。”

  许世友初到前方，对攻济打援部署的指挥关系似乎尚未完全清楚。

  攻城部队与打援部队由华野全军混编而成，华野济徐作战预备命令中已明确规定许世友负责攻城，陈士榘负责阻援，华野总部直接负责打援外，还负责全军三个集团的指挥。因而，“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的对象不是军委和毛泽东，而应该是华野司令部和粟裕。

  毛泽东收悉电报，知道许世友已经返部履职，复电说：“你已到前方，甚慰。”

  他说：“此次作战部署是根据军委指示决定的。”他耐心地解释了攻城和打援的关系：“此次作战目的，主要是夺取济南，其次才是歼灭一部分援敌，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却不应以多数兵力打济南。如果以多数兵力打济南，以少数兵力打援敌，则因援敌甚多，势必阻不住，不能歼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济的必要时间，则攻济必不成功。”

  对于攻城两个兵团的兵力部署，毛泽东也非常支持粟裕的安排。

  他向许世友解释说：“至于攻城部署应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集中优势兵力攻占西面飞机场，东面不要使用主力。”他强调说：“此点甚为重要，并应迅即部署。”

  对于许世友请示的“请令打援部队坚决挡住援敌”的说法，毛泽东说明“整个攻城指挥，由你们担负”后，再次明确华野全军的指挥责任：“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

  也就是说，无论攻城，还是打援和阻援，都由华野代司令员兼代政委粟裕负责总指挥。毛泽东如此强调，表明了他对粟裕指挥环境的了解和支持。

  收到毛泽东绵里藏针，不容置疑的长电后，许世友此后未再谈及兵力部署问题，但在与华野司令部来往的电报中，多次将华野司令部称为“西兵团”。

许世友

  譬如他在9月22日一份以许世友、王建安、谭震林、李迎希名义上报的电报中说：“军委、西兵团、华东局：商埠已全部占领，仅有一部残敌现正肃清中。”

  华野历史上从无“西兵团”的建制，陈毅和粟裕率华野司令部及主力外线出击后，为区别留在内线正式建制的东兵团和山东兵团，外线兵团有时候也被称呼为西线兵团或西兵团，但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通俗称谓，而不是建制。

  济南战役中华野全军会合，华野司令部重新直接指挥外线兵团、山东兵团和苏北兵团后，毛泽东几次明确华野司令部和粟裕担负济南战役“统一指挥”、“全军指挥”；攻城集团部队也不仅仅是山东兵团部队，而是与外线兵团混编作战，因而将华野司令部称为“西兵团”，将山东兵团与华野司令部并列，显然不大合适，也引起后来治史的一些误会。

  毛泽东从往来电报清楚粟裕以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兼代政委名义指挥的环境相当艰难。同时，粟裕一面指挥作战，一面要考虑内部关系，精力也十分有限。因而，在济南战役即将结束时，毛泽东打算让已调中原军区和中原野战军工作，但仍然兼任华野司令员兼政委的陈毅返回华野，帮助粟裕整顿内部纪律。

   但中原局书记邓小平已于7月25日赴中央开会，陈毅以副书记身份主持中原局工作。邓小平滞留中央时间颇长，后来直到10月11日才返部，陈毅一时也离不开中原局。邓小平返部后，陈毅又因其他事情耽搁，只得向毛泽东致电说明暂时不能返回华野。毛泽东于10月15日复电陈毅，“同意暂时不去华野”。

  9月24日，济南战役结束，全歼包括守将王耀武在内的国民党军10余万人。粟裕在向毛泽东报告“我军已完全占领济南全市，守敌全歼”战果的同时，又再度请缨，建议进行淮海战役。

  请战电的最后，他汇报了刚从中央开完“九月会议”，准备前往华野司令部驻地传达中央会议精神的华东局书记兼华东军区政委饶漱石行踪：“饶政委今明可抵职部，到后当将尔后行动再请示饶政委。”

  9月25日，毛泽东回复粟裕，同意进行淮海战役之时，又要求他“开一次像上月曲阜会议那样的干部会，统一作战意志，调整内部关系”。

  陈毅不能返回华野，毛泽东由粟裕的汇报想到了饶漱石。饶漱石虽不在华东野战军具体任职，却是华东党务最高负责人，可说是广义上的“华东军区及华野全军的政治委员”。

  9月27日，毛泽东致电饶漱石，指令说：“到华野前委后，可帮助工作一个时期。”这个“帮助”，显然即是几天前要求陈毅的“帮助粟裕对内部关系加以调整”。

  第二天，毛泽东又致电粟裕并告饶漱石，再次要求说“你们召集全军师以上干部在曲阜开一次大会，很有必要”。他还指出为使会议开得好一些，时间可以有7天到10天，而将执行淮海战役的时间推迟到10月15日以后。

  当天，因淮海战场敌情变化，毛泽东又来电要求“师长以上干部到会的曲阜会议似宜推迟数日举行，以便攻济兵团各纵、师能在会议以前稍加整理”，淮海战役出动时间则推迟到10月20日左右。

  粟裕随即率华野司令部转移到曲阜，准备召开第二次华野前委扩大会议。

  9月30日，因故未能返回华野帮助粟裕整顿的陈毅对华野的前委扩大会议很关切。他在河南宝丰县中原军区驻地致电饶漱石和粟裕等人并报毛泽东，提出了三点建议。

  他也知道华野内部关系的现状，颇有针对性地说：“这次曲阜会议，应就夏季各纵查整及濮阳查整的结论作两个月来战斗与工作的实际检讨，归结到中央指示关于无政府状态、无纪律状态的根本纠正，保证今后能建立深刻的整体观念，予军阀主义、本位主义、自由主义、官僚主义以致命的打击，保证能更顺利的执行新的战略机动和争取大革命胜利。”

   

  10月1日，粟裕与饶漱石商量后确定了曲阜会议的议程：一是饶漱石作报告并传达中央关于反无政府无纪律倾向的决定；二是分组研究编制、战术、后勤工作；三是下一步作战（淮海战役）方案和部署。

  经过准备，4天后的10月5日，华野师以上干部参加的第二次前委扩大会议正式召开，粟裕再次以代前委书记身份主持会议，华野所属14个纵队（缺苏北11纵）及特种兵纵队、渤海纵队、鲁中南纵队、华野所属各机关部门的主要负责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主要是传达贯彻中共中央政治局“九月会议”精神，以加强纪律性为中心内容，进行了全面的思想教育和整顿。

  饶漱石在传达中央9月会议精神时，说：“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特别是军事会议中讨论作战、编制、后勤、教育等问题时，华野受到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中央对华野的作战特别满意，但对华野后勤没有制度、造成浪费，以及部队的骄气，提出严肃的批评。”

  他强调说：“中央责成我要在华野全军展开反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对不服从前委领导的违反纪律的各负责同志要执行纪律处分。”

  他结合华野实际情况批评说：“此次打济南，我们估计这次战役将是空前的，中央对各兵团服从中央服从前委的领导有所了解，曾反复指示全军要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可是有些同志竟闹无纪律无政府的现象，不尊重前委的领导，不服从粟裕同志的指挥。”

  他指出了这次会议的意义：“中央责成华野前委要开这一次会议，展开对无纪律无政府状态的斗争，加强纪律性来保证胜利。”

  随后，各纵队和各师主要负责人开展了批评和自我评价。但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战后即称病，返回疗养地点休息，未参加曲阜会议。

  为防止再度出现陈毅所说的“军阀主义、本位主义”，避免将华野司令部视为“西兵团”的山头主义行为，粟裕决定对原山东兵团进行重新组编。

  山东兵团原下辖7纵、9纵和13纵，粟裕将其主力9纵与原外线兵团的10纵进行调换，即新的山东兵团下辖7纵、10纵和13纵，9纵则和1纵、3纵、4纵、6纵、8纵、鲁中南纵队等部队一样，由华野司令部直辖。

此后，华野全军上下一心，罕有山头主义和本位主义苗头。随后的淮海战役中，山东兵团的编制虽然还在，但与原山东兵团已非一回事；此外，许世友因病继续离岗，由副司令员王建安、政委谭震林指挥，整个兵团完全融入华野全军之中。许世友也从此离开了战场，直到1979年别任命为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负责人，重新回到生疏已久的前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