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在西域的安西都护府驻军是如何生存的?

有人问三解为什么不写写唐朝，那三解就讲讲唐朝，希望大家不会感到枯燥。

问题如下：

唐朝在西域的安西都护府驻军是如何生存的？

回答如下：

唐朝安西、北庭都护府是一个长期保持的建制，一直到后来建立节镇之后，仍旧保留了相应的官职，只是采取了兼职的形式，所以，确实可以将唐代在西域的驻军视为“都护府”的所属，当然，实际的隶属关系要复杂得多，这里就不展开了。

所谓“如何生存”，有“狭义”和“广义”两个层面的概念，“狭义”上应为如何供养、维持，而“广义”上则应为生活方式、生活状态，“广义”的问题回答起来太宏观，够写一篇“唐代西域生活史”了，还是且按下不表，只说说“供养”这个小问题。

也就是“后勤”，这个事关帝国扩张的“大问题”。

唐朝进军西域，是一个过程，最早是唐太宗灭亡高昌国（地在今新疆吐鲁番），当时唐朝出兵西域军队的供应，采取的是战时后勤，见《旧唐书·褚遂良传》：

陛下诛灭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鲸鲵，以为州县。然则王师初发之岁，河西供役之年，飞刍挽粟，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五年不复。

也就是说，唐朝灭亡高昌国的大军，通过河西走廊的诸州，采取“飞刍挽粟”，也就是行军沿线各州、县直接运输粮草的方式，满足野战军的需求。

必须指出的是，此为“行军”，也就是完成特定作战任务的野战军，属于“事罢则散”，也就是完成任务即解散归家，并不常驻，所以，他们的后勤供给属于“特事特办”。

满足“行军”所需，供应粮食、派发夫役都需要沿路州、县承担，其军食取自府库，夫役就要征调民间，一般性的补偿措施即免除相应的租庸调，以作为回报。

然而，由于帝国西部边郡的人口稀少，一次数万人规模的行军过境，所造成的损害往往是毁灭性的，所以才有“十室九空，数郡萧然”之语，哪怕有赋役的减免，仍旧是“五年不复”。

高昌国被灭后，其地被划入了唐帝国的版图，并非羁縻府州，而是真正的编户齐民地域，所以，其作为边地的防御，也必须提上日程，而从记载来看，唐太宗力排众议，确定了高昌戍的编制——1000人。

这1000人，属于镇戍编制，既非一般人熟知的府兵，也非行军的“行人”，而是普通民户为期一年的戍边劳役，从已知的材料来看，这些服役者来自大江南北数以十计的州，最远者甚至行程数千里，只为到此处履行他的“国家义务”。

对于他们在“戍所”的供应，军粮有两种方式筹措，一为府库支取，另一为屯田，见《唐律疏议·擅兴律》：

军防令：防人在防，守固之外……各量防人多少，于当处侧近给空闲地，逐水草所宜，斟酌营种，并杂蔬菜，以充粮贮及充防人等食。

翻译过来就是，驻防的军人，除了防守之外，还要根据人数，分配空地供他们耕种，并要注意杂种蔬菜，以供粮储和食用，具体的数量标准，可参考《新唐书·食货志》：

镇戍地可耕者，人给十亩以供粮。方春， 屯官巡行，谪作不时者。

也就是每人应该分配十亩可耕地，每年春天，长官巡视的时候，发现有人不按农时耕种者，要罚其输官劳作。

从制度安排上来讲，唐代的镇戍和西汉的屯戍非常相近，但是，由于“边地”概念的不同，唐代除了常态的镇戍烽燧防线之外，还衍生出了更大的编制，其后勤供养就完全不同了。

这种不同之处，就是唐代在西域，乃至于边疆的驻军，又多了一个新的门类“镇军”，也即以“行军”的野战军编制发展而来的“边境常备野战军”，这种编制，在秦始皇时代曾经短暂出现，即蒙恬统帅的上郡“屯军”，此后的西汉初期，又消失，直到汉武帝开边之后才重新出现，当代出土简牍所见的“野战屯军”，均为昭、宣之后的编制，直至东汉，才发展为与唐代“镇军”类似的“屯驻营兵”编制。

唐代的“镇军”出现要早于“节度使”，其出现的原因即在于唐太宗开创的灭国战争+羁縻府州的扩张模式并不足以带来边境的安宁，反而由于草原强权的灭亡，新势力的崛起和骚扰成为常态，唐代边防必须应对“大规模”、“高频次”的挑战。

那么，仅仅只有分兵守点和烽燧报警功能的镇戍体系就完全不堪用，需要数千人甚至数万人的大军长期驻守交通要津，适时反击。

此时的西域驻军，即是上述两个大类混合，不过，“镇军”根本不足以通过驻扎地的赋税供养，只能另辟蹊径，其中的大宗即“和籴”，也就是用具有货币功能的布帛交换军粮物资。

“籴”的本意就是买米，“和”自然就是和和气气地买嘛，不过这玩意儿也就是说说，起码到了五代和北宋，所谓“和籴”已经变成了变相赋税。

其实，读过《卖炭翁》的朋友，“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值”，也应该知道这所谓的“和”是怎么回事了，但是，红绡和绫再轻，也得运输，从长安到安西都护府所在的交河城或是龟兹城，都是几千里的路程，怎么走？

事实上，高宗、武则天时代的西域驻军，和籴所需的绢帛当然来自中原，却并非由长安、洛阳发运，而是通过户部度支官的调度，直接由各州输送至边郡的集结点。

这个集结发运点，正是河西重镇凉州（地在今甘肃武威）、秦州（地在今甘肃天水）。

与其类似集结发运点，开元天宝年间，在帝国的东北方向为清河郡（贝州改，地在今河北邢台），是东北方藩镇（范阳、平卢）供军的枢纽，号称“天下北库”。

唐代前期的财政制度中，名为“开元通宝”的铜钱从来都不是重点，以“调”和“代庸”的名义从千百万民户手中征来的布帛（每丁输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为调；每丁服役20日，称正役，不役者每日纳绢3尺或布3.75尺为庸）才是核心 。

这些州、县征收的布帛并不统一输送入长安都城，而是近者、精者入京城，远者、粗者输送边军，集中到集结点之后，又要进行进一步的发运，其步骤在《仪凤三年（678年）十月度支奏抄·四年金部旨符》中有详细的记录。

这份官方文书涉及到的是每年4万段集中在凉州的庸调布帛作为贮存物品运往伊州（地在今新疆哈密）和瓜州（地在今甘肃酒泉）的流程：

从凉州派遣官典（官物运输押运官），发给“递牒”，根据“递牒”在凉州总管府管区内各县征调“传马”和脚夫，运送物资到目标地，这个过程是通过沿途各县所辖的“传马坊”接力运输。

不仅如此，运至西州、庭州及安西方面的布帛，也是由凉州发运，通过派出“送庭州帛练使”，采用这种“传马坊”的接力递运方式至目的地。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在唐太宗、唐高宗时代，唐朝在西域的出征“行军”和镇守的“镇戍”的人数一直并不多，基本上凉州官马发运就足够使用，之后，安西四镇又失陷于吐蕃，都护府丢失，也就无所谓后勤。

到了延载元年（694年），王孝杰统帅唐军重夺安西四镇，在龟兹重建安西都护府，此时，唐军在安西的兵力终于达到了3万人，此后唐朝在西域的常驻军事存在不断增长，直到达到开元、天宝年间的最高水平，此时，安西、北庭、河西三镇的每年和籴米100万段布帛，衣物薪俸要170万段布帛，约占全国军事支出的30%。

也就是说，唐朝在西域的军事存在是一步步扩充的，其后勤压力也是逐步增长的，不仅账面的供军费用在飞速增长，运输大量布帛的运费也成为了沉重的财政负担，尤其是河西走廊沿线州、县的百姓，在承担直面吐蕃侵略的沉重军役之外，还要承担“传马役”，实在不堪重负。

所以，武则天时代，唐朝朝廷从凉州发运的军资，开始采取“军镇”，即目的地所在的节度使辖下镇军（而非节度使）自行派遣拥有折冲府武职的正式军官赶赴凉州担任押运官（名为“行纲”），负责文书的签发，具体的押运队伍则往往采取“转包商队”的方式组建。

此后的发展更是神奇，各个军镇甚至连押运官都不再派赴凉州，而是在后勤线沿路要点，建立以“军将”为主要管理者的“长行坊”，作为接运物资的“兵站”，而由商队携带运输的物资，则于沿途发卖。

这套“军人经商”的手法与“丝绸之路”的繁荣相生相长，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各个节度使开始兼任“长行使”、“转运使”，自行统一处理辖下军镇的军资供应和运输工作，其财政权力的膨胀几乎不可遏止。

虽然唐律严格禁断胡商入蕃贸易（即直接往返的国际贸易），但是，通过昭武九姓胡（即中亚粟特人，为东伊朗人）聚居的羁縻“六胡州”，唐朝境内庞大的昭武九姓胡商业网络（含祆教粟特人和摩尼教粟特人），与草原上的突厥汗国和后期的回鹘汗国的关系从未断绝，甚至成为了丝绸之路的“主宰”。

在此条件下，更换了“保护人”的西域商业并未衰落，反而在“天可汗”的旗帜下一步步向西扩张，到公元8世纪左右，已经将西域贸易最流行的银币驱逐出了市场，而是以开元通宝（铜币）和帛练（丝织品）替代之，在契约中的一般计价品也已经变成了熟绢（一种丝织品）。

正是借助西域繁荣的商业，大唐帝国在西域才能够足食、足兵，而大唐付出的，则是千百万在史书上永远不会记录名字的“缫丝女”的寸寸血泪，当然，这一切都不会被记得，她们已经被简化成为一个伟大的词汇——“丝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