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侵华的罪魁祸首近卫文麿，铁证如山，却为何不是甲级战犯？

日本侵华一幕

在全面侵华战争的责任归属上，一般认为天皇和军部负有极大责任，这里容易被人忽视的是近卫文麿。近卫文麿是日本的大名门、同天皇家关系根深蒂固的贵族，也是五摄家之一的近卫家家主。他在全面侵华战争中，三次成为首相，实为推动日军全面侵华的罪魁祸首之一。

一、近卫的优势

二二六兵变之后上台的广田弘毅（这是在东京审判中绞死的唯一日本文官）和林铣十郎，虽然对军队言听计从，但是无力应对日本国内的各种矛盾，日本亟需一个强人政府主导政治。在这种情况下，军部、元老重臣、财阀、官僚、政党都将目光投向了贵族政治家近卫文麿。经过元老西园寺公望的推荐，1937年6月4日，近卫文麿正式任职首相，开始主导日本政治。

近卫文麿

近卫当选首相有其自身的优势。

首先，出身极高。近卫家是封建时代天皇朝廷之下最高官职摄关的世袭家族之一（统称“五摄家”，就是藤原摄关家族的五个支族，此五家有资格任职朝廷最高官职关白、摄政、太政大臣等），家族地位极高、历史悠久。即便是在近代四民平等之后，近卫家爵位是明治维新之后的臣下五等爵位中最高的公爵，其高贵的政治地位足以震慑四方。

其次，近卫文麿的父亲近卫笃麿是贵族院议长，组建过多个政党，长期混迹在政治圈内，所以他们一家对近代政治可谓熟悉，对政党、财界、官僚很有影响。

第三，近卫家凭借高贵的出身，很容易影响天皇，能得到天皇的支持。

近卫内阁合影

就这样，能满足军部、政党、皇宫等多方需求的他当选乱局下的首相。在全面侵华战争前、战争中，三次任职首相的他实际制定了一系列对华战争决策。

二、七七事变扩大战争是近卫的责任

明治维新后，日本侵华固然是日本军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但是日本有其自身弱点，那就是国土狭小，资源短缺，人力资源不足，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大财阀垄断，农民生活长期贫苦，这一切共同制约了日本能支持的战争规模。所以，不论是第一次侵略台湾、甲午战争，还是之后的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日本都不敢发动全面战争，都是以局部胜利带动整体，逼中国就范。可正是近卫文麿的上台，日本的野心才突然膨胀，打起了总体战争全面侵华的计划。

卢沟桥事变

按照《近卫手记》所说：“当时中日间已至非武力解决不可的程度”，足见近卫在对华关系上是个鹰派。七七事变爆发，近卫立即推出了相应对策，对七七事变的结果处置上，他指使日本必须保证平津地区在日本控制之下。7月11日，在近卫主导下，内阁决定立即向华北增派7个师团，并称内阁在华北问题上“下了重大决心,决定采取必要的措施”。

近卫控制的日本国策研究团体昭和研究会，也向内阁提交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法》，这篇报告就一个中心，即“为了摧毁抗战的最大因素—国共合作势力,攻下汉口是绝对必要的”。此时日军才开始侵占卢沟桥等华北地区，而近卫等人已经想到要去华中占领汉口，可见其“目光长远”。之后七七事变的名称被不断扩大，称为“华北事变”，进而改成“中国事变”。至1938年10月，广州、武汉沦陷，日军在中国关内的兵力已达24个师团，100余万人。

七七事变遗址

三、第一次近卫声明

为配合军方的战争进度，作为政府首脑的近卫也打起了外交牌，其主要对华外交就是公开的三次近卫声明。这三次声明也是近卫作为全面侵华战争总头目的铁证之一。

1938年1月御前会议上，近卫政府提出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决定“与满洲国及中国之合作，形成东亚和平之枢纽，并以此为核心，对世界和平作出贡献”。这句话的潜台词就是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日本要尽一切手段逼国民党就范。换言之，什么时候达到了这个目的，什么时候才能结束战争。

“伪满洲国”旧址

但实际上，负责军事的陆军参谋本部对这种无休止的战争感到厌倦，陆军明确拒绝了政府提出的《方针》。因为在中国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民族抗战，使得日军深陷战争泥潭，前线会战可以击败中国军队，但无法歼灭中国军队主力，后方的中国游击队还在占领区“捣乱”，日本穷于应对，这样分散实力不利于对苏作战（此时日本没有彻底决定南下还是北上）。因此，日本陆军坚决反对长期对华作战。

对参谋本部的“懦弱”，近卫深感厌烦。他说：“参谋本部实在太软弱!”（原田熊雄《古园寺公与政局》）。近卫政府和陆军在结束对华战争上坚持己见，互不相让，以至于海军大臣米内光政预言，“如果参谋本部不信任政府,那么不是参谋本部辞职,便是政府辞职”（《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

经过反复磋商，一直心比天高的陆军居然向近卫低头了，在保存近卫《方针》大意的前提下，进行了局部文字修改，从而同意了近卫的《方针》。当天夜里，近卫将御前会议最终妥协案上交天皇，天皇同意。1938年1月16日，日本对华公布了第一次声明，即第一次近卫声明。

该声明核心部分称：“帝国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兴政权的建立与发展,并将与新政权调整两国邦交,协助建设复兴的新中国。”（《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书》）。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日本不承认中国有一种正统政权国民政府，而期待（支持）一个新的政府代表中国来和日本谈卖国。

南京国民政府

这份声明的公布对中国来说是极度屈辱的，因为实际代表中国的国民政府，居然不被日本承认，日本还扬言会支持以推翻国民党为目的的“新兴”政府，这意味着中日两国实际处于全面战争状态，是对中国的实际宣战。

这份声明其实并没有恐吓到中国（当然有现象表明，汪精卫对此颇为心动），反而坚定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决心，使日军侵华更加艰难。甚至日本内部都说：“撤销对蒋政权的承认,会使它陷入极端绝望的境地,它将拼死地同日军作困兽之斗。”（《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为了弥补损失，5月，近卫将锅全甩给了外相广田弘毅，将他免职，并将宇垣一成提为外相，派其继续对华进行谈判勒索。

四、此后的近卫声明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蒋介石迁都重庆继续抵抗，国共合作也没有瓦解，中国军队主力也没有被歼灭，日本深陷侵华战争泥潭更为明显。此时妄图快速结束中国战争已经不可能，日本又回到了政治诱降为主上。

11月3日，近卫发表了第二次近卫声明。该次声明仍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首先断言蒋介石政府已经沦为地方割据政权，如果蒋介石愿意“悔改”，和日本共同防共反共，日、“满”、华“三国”共同建立“东亚新秩序”，日本还是欢迎的。

这次声明是以中国承认东北分裂于中国为前提的，要求中国帮助日本建立“东亚新秩序”。此秩序的核心内容就是中国承认日本东亚霸主的地位，中国资源任由日本掠夺，中国军事战略要地任由日本侵占。对这种直白的卖国，国民政府坚决反对。但此次声明发表之后，日本取得的最大战果就是12月18日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叛逃。

《建军大业》中的汪精卫

对于汪精卫的“投桃”之举，近卫也采取“报李”措施。12月22日，近卫迫不及待地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仍然以诱降蒋介石为主，但仍未达到目的。

五、加速日本国内法西斯化

近卫在对外方面将帝国主义面目展露无遗，在国内问题上也采取了加速日本法西斯化的政策。1939年围绕日本是否加入德意同盟（就是俗称的轴心国），日本高层开始大辩论，近卫就是加入轴心国的坚定分子。

行政方面，日本建立了寡头五相制度，即首、外、藏、陆、海五相制定国策，其他内阁成员不能置喙国策；同时设立企划院，负责国内物资调配以便集中供应军需。另外还别出心裁将各种右翼法西斯团体聚合，设立极右翼的大政翼赞会，企图取代资产阶级政党议会，实现一国一党的独裁。

东京审判

为了发挥总体战，近卫制定《总动员法》，将国民生活纳入军事化轨道，推动国民经济军事化。他还促进大垄断企业的发展，不顾中小企业死活，甚至鼓励兼并。

思想监控上，近卫内阁鼓励大家吃“国旗便当”，一层白米饭，中间放块红酸梅或红姜，既节省资源支援前线，又培养爱国热情；设立奉公日，要大家义务劳动，支援前线；设立各种产业报国会，加紧生产；严格控制出版物，加大审查力度，就连西方宣传民主自由的也不能发行了。

以近卫为开端，全面侵华战争爆发，日本国内严密的法西斯恐怖统治也逐步建立。虽然在此后战争问题上，近卫的首相宝座让位于东条英机，但是东条内阁承接了近卫内阁的一系列政策，内阁更替可谓换汤不换药，所以近卫实为战争罪魁祸首之一。

供奉战犯的日本靖国神社

文史君说

日本法西斯战败后，盟军占领军开始对日本法西斯分子进行整肃。12月6日，驻日美军发出了对近卫文麿的逮捕令。12月16日清晨在被捕前几小时，近卫畏罪自杀。大量事实表明，近卫实际上是策划日本全面侵华、扩大侵华战争的罪魁祸首，由于他没有登上东京审判的审判席，因此他的“名气”较七名甲级战犯要小，以至于近卫的“名声”被东条英机、谷寿夫等人盖过，但是其罪行，历史是会铭记的。

参考文献

张希明：《从交战到宣战》，《中国社会科学学报》2017年7月。

雷国山：《抗战时期近卫声明的来龙去脉》，《阅江学刊》2010年第1期。

孙丽娟：《策动日本全面侵华的实际罪魁——近卫文麿》，《九江师专学报》1995年第3期。

（作者：浩然文史·紫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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